（2003）南師學報，第三十七卷，第一期，頁 55-81。（NSC 89-2413-H-024-033-FC）。
英國教師組織的政治特性
姜添輝
國立台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
摘要
為回應互動論、結構功能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專業」議題的爭辯，本研
究試圖解析英國教師組織的政治活動特性。經由文獻回顧，五個問題面向得以確認，
這包含教師加入教師組織的原因、教師組織之間的區隔、服務、導向與達成組織目
標的策略。資料蒐集依賴訪談法，本研究一共進行十六次訪談，研究發現顯示在捍
衛教師的權益上，英國教師組織已經步入一個更為艱難的政治情境，在此一新的紀
元中，他們可以享有的運作空間已經明顯的被一些因素所限制，這些包含法律條文、
強大的「新工黨」政府、機構化的機制等。
關鍵字：教師專業、教師組織、新工黨
壹、前言
由於教師居於執行教育政策的第一線位置，此種重要地位使得如何強化其專業
地位與素質成為影響教育革新成效的關鍵因素之一，這種背景並進而影響到民國八
十四年八月九日公佈實施的教師法， 其中第八章對教師組織區分為學校教師
會、地方教師會與全國教師會三級（吳清山，民 86）。該法案的主要目標在於
藉由教師組織的功能來提昇教師的專業地位，此種變革將促使教師組織的蓬勃發
展，並對教育運作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一項針對台北縣中小學教師所進行
的研究，便顯示出絕大多數受試者對成立教師會持正面態度，回答「很有必
要」與「有必要」分別為 36%、45%（自由時報，民 86a）。而地方政府亦採
取相關的措施，例如台北縣政府教育局訂定「台北縣高中以下學校教師聘約
暫行準則草案」
，其要點規定在四月二十日前各校必須成立教師會，以執行民
國八十六年七月起的教師聘任事務（聯合報，民 86）。
就教師專業地位之提昇而言，這是一項極為重大的改革。然而，在教師組織
（teacher association）的運作與發展上卻面臨兩大難題，第一：受限於以往政治情境
的束縛，臺灣教師並無以往的經驗為依據。第二：缺乏周延且明確的學理作為指導
的方針。儘管有許多國內學者致力於專業議題的研究（例如林清江，民 70；何福田
與羅瑞玉，民 81；陳奎喜，民 79；沈姍姍，民 85）
，但大體上其研究導向大多侷限
於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functionalism）的「特質論」（trait-based perspective）思維
模式（姜添輝，民 88，民 89a）
，諷刺的是不同社會學派對「專業」的含意或是「教

本研究為國科會專案計畫的研究成果（NSC 89-2413-H-024-033-FC）
。
1
師組織」的功能卻有不同的主張。在實際情境中亦可見到典型專業人士並不盡然展
現出特質論學者所勾勒出的專業行為，專業組織的運作與功能亦背離結構功能主義
學者的思維模式。典型的例子是國內醫、藥分業政策引發藥劑師與醫師公會各
自號召其所屬成員在立法院前請願，甚至是互相對峙與叫囂，其最終的目的
乃在於捍衛自我利益（中央日報，民 85；自由時報，民 86b）
。法律從業人員
亦曾發生類似的行徑，書記官與檢察官企圖全省串聯，以罷工為手段脅迫政
府來達到調薪的目的（中國時報，民 84a, 民 84b）
。而國內真正探討教師組織
議題的研究卻是相當有限，而且這些相關的研究大多關注於教師對於教師組織功能
的「態度」與「期望」等面向，而非深入探索其真正的運作過程與影響性（例如彭
富源，民 86；蘇素鸞與黃國隆，民 81）
面臨前述「經驗」與「學理」的雙重限制下，往往可以預期的現象是移植西方
社會的模式或是作法。然而，此種取向卻隱含一些重大的缺失。就如同比較教育學
者所論述的「忽視」或是「低估」
，不同社會情境所孕育出的獨特文化及其影響性（Hall,
1973; Holmes, 1981; McNeill, 1994）
。系列性的研究發現亦顯示出由於中西社會的文化
差異，臺灣社會大眾給於其教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與評價（汪知亭，民 67；吳文星，
民 82；姜添輝，民 90a；Tsurumi, 1977），而在西方社會卻呈現相對低落的情形
（Jackson, 1968; Lortie, 1975; Pollard, 1985; Waller, 1932）。此種差異性對
於教師組織的運作與功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因而不應全盤移植西方的教師組織模
式。儘管如此，比較教育學者亦指出透過跨文化的途徑，得以掌握個別社會文
化的獨特性與影響性，有助於研究者充分了解到教育與文化間的互動關係（Hall,
1973）
。並且有助於研究者能重新感受以往的熟悉現象 (McNeill, 1994)，從其中可發
展出更能解釋教育現象的因果關係，並進一步發展新知（徐南號，民 64）。
由此可見探究西方先進國家的教師組織運作現況，將有助於澄清教師組織的實
際功能與特性，其所產生的價值不僅是有助於釐清學理上的爭議，並可進一步提供
國內教師組織運作或是修正相關法案的建議。而本研究將以英格蘭（England）與威
爾斯（Wales）的教師組織為研究對象，進行相關議題的探究，以達成上述的目的。
貳、相關文獻與研究問題
一、學理的爭辯
由於教師居於執行的第一線，他們的素質與價值觀往往對學生成就有相當深遠
的影響，因而他們也被視為影響教育改革成效的主要影響者之一。此種關連性吸引
一些研究者關注於教學專業的議題，他們檢視是否教師得以聲稱自身已達專業的地
位。互動論（interactionist）學者探索多種的教師特性，其中包括價值、行為、以及
差異所形成的區隔性等，在 Jackson（1968）的研究中，教師被描繪為相當保守的動
物，這指的是其行為包含著概念簡單性（conceptual simplicity）的特性。相當類似
的 ， Lortie （ 1975 ） 將教 師 行 為概 念 化 為保守 主 義 （ conservatism ）、 當 前主 義
（presentism）與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這些皆背離專業人員的行為特徵。間隔
十年後，Pollard（1985）認為孤立的教學環境空間明顯的阻礙教師間的交流活動，
因而降低彼此交換心得、意見與價值的機會，在此種情況下教學變成一種單調與重
複性的工作，教師在其班級教室的國度中往往轉向保守性而非創造性。互動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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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出教學情境、教師行為與價值觀等的交互作用將影響到教師的專業地位，此一
微觀層面的論點進而指向一些相當有趣的問題，如果教師是如此的保守，那他們對
於校外活動的態度為何？因此兩個關鍵問題將是：為何他們加入教師組織？以及他
們所尋求教師組織所能提供的服務為何？
因為教育改革的引進將對教師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因此上述的論點往往忽視
在鉅觀層面上的教師活動，特別是如何藉由他們的組織來對此一新的情境進行反
應。不同於互動論學者，結構功能主義學者（structural-functionalist）與馬克思主義
學者（Marxist）長期關注於此一鉅觀層面的教師活動，結構功能主義學者相信專業
組織在維持一個特定職業的專業地位上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此一論點乃源自 E.
Durkheim 提出的社會分工論（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Durkheim, 1933）
，該論
點認為伴隨人群間交互作用的增加以及職業體系的發展，將逐漸產生有機連帶
（organic solidarity），其作用在於統整數量可觀的人群成為一個較為有組織的結
構，因而可以免除因為人數過度增加所可能產生解體的危機。再者，此一職業架構
得以使個體認知到他們的群體責任，並經由他們的職務來實踐此種責任。顯然，此
一論點引發許多相關的研究，一個相當知名的研究是 Davis 與 Moore（1966）所提
出的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理論，該理論以社會功能的大小將職業區分為
五個層次，由上而下依序為專業、半專業、技術、半技術與無技術，Parsons（1951）
將醫生視為典型的專業（the archetype of profession）
，並指出若無醫生得以產生重大
的社會功能，社會運作將嚴重失衡，因為為數可觀的病患將面臨疾病的折磨與威脅，
因而若無醫生，社會將呈現出混亂的局面。此種研究導向進而引發許多結構功能主
義學者關注於專業的定義（例如 Carr-Saunders, 1933; Liberman, 1964; Havighurst and
Neugarten, 1962）
。整體而言，在他們所提出的專業標準中，專業組織扮演相當吃重
的角色，因為它得以藉由核發專業證照以維護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進而得以提供
專業性的服務，並可頒布一組的倫理信條來規範從業人員的行為，以達到顧客利益
至上的專業原則。再者，專業組織並可在提昇社會形象與參與政策上，扮演一個較
為積極的角色。此種論點因而建議如果教師要成為專業人員，教師組織必須是專業
導向。
此種關連性進而形成一些重要的研究問題，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教師組織在校外
世界的活動為何？為檢證結構功能主義學者所強調的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
一個必須探索的問題是調查教師組織間的區隔性（segmentation）。關於參與教育政
策決定方面，相關的焦點是真實的情境為何？一個更為深入但卻相當重要的問題
是，教師組織如何達到此種參與，因此探索他們的策略運用將是相當重要的。關於
專業發展的功能，我們應關注到教師組織如何提供相關的服務以滿足教師的需求？
儘管，結構功能主義學者描繪出教師專業的特性，此種理論仍舊呈現高度的爭
議性。關於社會運作的假設上，馬克思主義學者批評結構功能主業學者的「同質性」
（homogeneity）觀點，並未顧及不同社會階段將持續塑造特定職業的不同特性，個
別職業發展於特定的社會情境，因此其特性將與所處的社會情境息息相關，甚至反
映出當時的社會情境，此種特性並會隨社會變遷而有所改變，所以並非如結構功能
主義學者所主張的，專業職業有共同的特性或特質（trait）（Larson, 1977）。他們亦
批評結構功能主義的假設呈現高度的烏托邦主義，亦即低估統治階級（the ruling
class）操縱權力（power）來壟斷社會資源的事實，以及對社會運作所帶來的重大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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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姜添輝，民 89c；Dahrendorf, 1967; Michels, 1971; Mills, 1956）。
關於專業組織的議題，馬克思主義學者主張由權力所產生的階級衝突（class
conflict）現象已包羅於他們的運作之中，成員可運用組織力量來保護，甚至提昇他
們本身的利益。在 Johnson（1972）的理論中，可見到專業人員與他們顧客間的政
治關係（political relationship），專業頭銜足以擴大服務提供者與需求者間的社會距
離（social distance）
，因而提昇服務提供者在工作事務與服務價格的決定權。基本上
此派學者並不認可專業的存在性，這主要起於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生產技術的變革
與資本的發展終將社會推向資本社會（capital society）
，在此社會形式中有高度的普
羅化現象（proletarianization），白領職務牽涉到心智思考活動的複雜過程最後亦會
被簡化，同時科層體系（bureaucratic system）引進的精細分工部門，將能大幅縮減
處理工作事務所需運用的知識與技術範疇，在此種情境下，白領職務者甚至頂層的
管理與技術人員，亦存在一定程度的普羅化現象（Braveman, 1974）。
因此教師亦面臨普羅化的威脅，在 Connell（1985）的研究中，教學型態與安置
的特性似乎與工廠的情景相去不遠，這其中可見到的相似性顯現於許多方面，其中
包括特定的組織目標、管理架構、具有明確責任的科層職務、預定的工作時間表與
明確的指令等。類似於此種澳洲的景象，美國教師亦遭受到明顯的普羅化，課程設
計與執行的分離機制剝奪教師得以發展教育理念的空間與機會，然而為使教師成為
忠誠的執行者，資本世界運用從去技術（de-skill）到再技術（re-skill）的策略來重
塑教師的價值觀，工具理性導向的課程成為師資教育的重心，因而使得教師關注的
是班級經營與教學效能的面向，而非文化層面的權力批判（Apple, 1985, 1990）
。Dale
（1989）將此種亦發生於英國的景象概念化為 ， 一種從許可 式自主（licensed
autonomy）移向管制式自主（regulated autonomy）的轉變，此種轉變意指英國教師
面臨更為明顯的條規限制與指示。
儘管如此，資本意識型態能滲透到教師的價值觀中，並使他們相信他們隸屬於
專業團體中，並有別於一般勞工，相關的理論論述到工作情況足以產生一種強烈的
幻覺，此種幻覺指的是儘管他們的工作特性，並未與一般勞工有明顯的差異，他們
仍然傾向於相信他們是中上階級的一部份（如 Lockwood, 1958; Mills,1959）
。因此專
業觀念並非真實的存在而是幻覺的，它成為統治階級達到社會控制的意識型態武
器，因為教師行為被侷限於專業意識型態所產生的特定行為期望的範疇中（Grace,
1987; 1991）
。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運作，足以使社會大眾無法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所
處的真實社會世界與文化（Marcuse, 1964）
。此種在無意識（unconscious）層面的心
理機制進而產生合作（cooperative）與容忍（tolerant）的機制（Williams, 1976）
。或
許這可視為一個重要的理由來解釋 Althusser（1971）對法國教師的悲觀主義，在其
研究下的法國教師，大多未能意識到存於文化中的社會階級意識型態、價值觀與權
力鬥爭。在無法意識到此種限制下，專業人員成為溫馴的執行者，而非足以捍衛自
身的權益與工作事務的自主權。為了能從此種精神的枷鎖中得到解放，馬克思主義
學者進而主張教師應視其本身為普羅大眾的一部份，如此才能重新建構教師組織的
功能（Ozga, 1992; Ozga and Lawn, 1981）。由於個別教師無法單獨與資本世界相抗
衡，教師應妥善運用教師組織來對抗資本世界，而值得注意的是教師組織的形成取
決於強烈形式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因為它得以將散亂的個體轉換
成為一個有組織的團體（Lukács,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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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學者視專業頭銜如同統治階級可以操控的一個強而有力的社會控制
機制，因而教師應知曉他們所處的普羅化地位，以便藉由教師組織的運作來爭取自
身的權益。此種論點勾畫出教師組織的政治特性，為檢視此種現象，探索的焦點將
是教師組織使用何種行動來爭取成員的權益？以及為達參與國家政策的目的時，教
師組織與其他利益團體之間的關係為何？結構功能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論點的差異性
進而形成另一個研究問題，亦即在現實情境中教師組織展現何種取向？他們所採取
的立場是工會主義（unionism）路線或是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路線，或是兩
者的混和？此一問題將允許我們得以檢視，如同 Ozga 與 Lawn（1981）所論述的，
由於社會情境變革致使其成員改變態度與價值觀，此種變化進而可能影響教師組織
的路線。
二、英國教師組織的特性
在許多西方先進國家的教育發展過程中可發現，教師組織具有高度的政治特
性，因為其成立的背景大多根源於如何提升個人的權益，而非是因為專業理念的結
合（姜添輝，民 87，民 89a）。例如英國第一個教師組織成立於 1870 年，當時取名
為全國小學教師聯合會（National Union of Elementary Teachers，在 1889 年為吸納中
等教師所以更名為 NUT: 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
，儘管首任會長 J.J. Graves 在成
立時宣讀九個專業訴求的組織宗旨（Tropp, 1957）
，但是該協會的主要目標卻是教師
權益，因而國會成為策略運作的主要戰場，例如 NUT 在 1875 年為退休金問題首度
全面遊說國會議員，並成功防堵由 R. Temple 以及 H. Roscoe 分別提出的註冊與中等
教育組織議案。之後 NUT 更積極介入國會的運作，為確保教師的權益，該團體於
1877 年開始推派代表角逐國會議員，但是具體成果直至 1895 年才出現，當時 H.
Yoxall 與 E. Gray 兩位教師當選為國會議員。隨後 NUT 在國會的影響力日益擴張，
例如 1970 年時下議院議長 H. King、下議院主席 F. Peart、外交內閣大臣 M. Stewart
（內閣大臣類似於我國的部長）
、教育內閣大臣 E. Short 及威爾斯內閣大臣 G. Thomas
皆曾是 NUT 的成員（Barber, 1992; Gosden, 1972; Tropp, 1957）。此種優勢條件使得
教師組織得以在國家教育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並開創與中央政府的
夥伴關係。Coates（1972a: 11）曾有相關的描述：
對於此種非正式的接觸並非單獨來自於教師組織，在許多廣泛的議題
上教育部尋求他們的意見，可以見到的是教育部持續的將許多政府通諭草
案送到教師組織，並要求建議與意見，甚至有時是協助。有時教育部的官
員拜訪教師組織的總部，以討論政策議案。
形成此種夥伴關係的主因在於教師的參與被視為維持教育體系運作的重要基
石，因而給予教師專業主義被認為可使教師將其注意力集中於教室內，Grace（1987:
208）的相關評語是：
出現於 1930 年代的合法化專業主義是一種教育安置，其中了解到協會
教師將會保持其適當的活動於教室、教育體系與政府中，此種專業主義給
予教師一種信任、物質報酬、職業保障與專業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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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 不僅介入國會的運作，甚至採取激烈的手段來改善自身的權益，例如 NUT
在 1891 年年會首次決議支持任何教師拒絕從事教學以外的額外事務（Burke,
1971）
，兩年後的年會更通過使用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以達成調薪目標，並且決
議設立一個特別基金以支持參與這類行動的任何成員。第一次大規模抗爭行動始於
1896 年，爆發原因是普資毛斯議會（the Portsmouth Council）以未能依規定在早上
7:55 到校，而解僱四位教師。但在此同時全國各地許多教師卻公開聲援這些教師，
該議會因而退讓將這四位教師復職，並且將到校時間延至早上 8:30（Barber, 1992）。
1919 年時 NUT 在 Rhondda 地區運用罷教手段向當地政府施壓，最後達到薪資加倍
的目的（Gosden, 1972; Tropp, 1957）
，之後仍有持續不斷的抗爭，影響最嚴重之一是
1969 年的伯明漢的長期罷教活動，該事件導因於中央政府拒絕 NUT 所提出的調薪
額度，因而 NUT 主導長期性的抗爭活動，在伯明漢市總數三百三十所小學中有兩
百八十所完全關閉，在總數一百三十四所中學中有五十所完全關閉，八十所受到嚴
重影響，只有四所學校未遭到波及（Burke, 1971）。在 1987 年三月二日時，教育部
長 K. Baker（任期 1986 年 5 月至 1989 年 6 月）為廢除作為協商教師薪資機制的柏
漢委員會（Burnham Committee）（長期以來該委員會被 NUT 所把持），在國會強行
通過教師薪資與條件法案（the Teachers’ Pay and Conditions Act）
，該法案並導致長期
性的全國罷教活動（Lawn and Whitty, 1992）。
上述的自我利益導向進而引發自我認同的問題，由於性別、學歷與任教學校層
級等背景因素使教師成為一個高度異質化的團體，前述已說明教師組織的訴求目標
是如何確保成員的權益，因此不同的背景因素使得教師彼此間互相爭奪自我利益，
也因而促使許多新的教師組織從 NUT 分裂而出（Coates, 1972a）。例如性別議題夾
雜自我利益的問題在 NUT 的內部日益嚴重，政治的女權運動促使全國女性教師聯
合會（NUWT: the Nation Union of Women Teachers）在 1900 年之後成立，由於不滿
男教師主控執行委員會，隨後將其成立目標轉為對抗男教師（Manzer, 1970）。儘管
1919 年時教師聯合會通過男女薪資均等原則1，此一次團體仍然從教師聯合會分裂
而出。均等原則卻也挑起男教師於 1919 年在 Cheltenham 召開年會之後，成立全國
男性教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n Teachers）
，隔年在 Margate 召開年會時
更名為全國教師協會（NAS: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masters）
。由於不滿教
師聯合會的溫和作風，1929 年時進一步脫離教師聯合會（Gosden, 1972）
。諷刺的是
由於國會於 1975 年通過性別歧視法案（The Sex Discrimination Act）
，致使女性不得
自組協會，進而使這兩個敵對團體在 1976 年結盟，並更名為全國中學男女教師協會
（NASUW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masters and Union of Women Teachers）。
教育擴張的結果加深中、小學教師的緊張程度，以往中學教師擁有正統的大學
專業訓練，而小學教師並未擁有大學學位，因而中等教師往往自認比小學教師優越，
然而小學教師卻在 NUT 中處於數量的絕對優勢，為反制小學教師成員的絕對優勢
及保護本身利益，中學教師組成所屬次團體，因而升高與前者的衝突情形（Gosden,
1972）
。在十九世紀末中等教師次團體陸續成立並脫離教師聯合會，如 1874 年的 the
Association of Head Mistresses, Incorporated（A.H.M.I.）
、1885 年的 the Assoc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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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在 1955 年通過男女薪資相等的相關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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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t Mistresses, Incorporated（A.A.M.I.）
、1890 年的 the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of
Head Masters（I.A.H.M.）
、及在 1892 年的 the Assistant Masters Association（A.M.A.）
。
這些團體為強化中等教師的影響力，因而在 1919 年結盟為聯合四協會（the Joint Four
Association），之後進一步更名為教師與講師協會（AT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and
Lecturers）（Muir, 1969）。
溫和與激進作風亦導致新協會的成立，NUT 在教師薪資協商的溫和作風，使許
多成員在 1968 年時組成 the Rank and File，其侵略性特質常對執行委員會施壓要求
取採直接行動。他們的反專業態度與激進行為亦引發幾千位教師另組教師專業協會
（PAT: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由於 NUT 在 1970 年與英國工會聯
盟（TUC ：the Trades Union Congress）結盟（Coates, 1972b），使得此一次團體立
即自立門戶。並進而加速左翼團體的勢力在教師聯合會內部快速擴張，橫貫 1970
與 1980 年代革命性的左派次團體相繼成立，儘管他們從未在執行委員會取得大多
數，然而卻足以成功的挑戰或是擾亂執行委員會的權威，有時甚至造成社會大眾對
NUT 的負面印象（Barber, 1992; Locke, 1974）。
上述內容簡要勾勒出英國教師組織的成立背景與發展特性，從其中可發現如何
提升教師權益是成立教師組織的主因，相關的策略也因而產生，由於教育資源主要
取決於中央政府與國會層級，因而所應探討的問題是，當前教師組織的訴求目標是
否有所轉變？再者，他們是否仍運用激烈手段如罷教來脅迫政府？如果沒有，他們
運用何種的新策略？此種轉變的原因又為何？而在策略運作上，教師組織與利益團
體、中央政府與國會之間的關係又為何？此種關係如何影響他們的訴求？再者，上
述段落要點亦指向教師是一個高度異質化的團體，而且本身認同與自我利益產生高
度的糾葛關係，此種關係指向的研究議題是個別教師組織是否有其明確的自我認
同？亦即教師組織之間是否存在明顯的區隔性，而他們又如何維持自我認同？因而
相關的問題是教師加入特定教師組織的動機為何？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前述各段落所臚列的研究問題可進而概念化為五個面向：
1. 教師為何加入教師組織？
2. 教師組織間的區隔性為何？
3. 教師組織提供何種服務給予其成員？
4. 教師組織展現何種取向？
5. 教師組織運用何種策略以達到參與國家政策的制訂？
上述研究問題面向進而成為設計訪談大綱的依據（詳細內容請見附錄一）。
依據這些研究面向，本研究發展三個研究假設：
一、個別教師組織應有其本身的自我認同（identity），並且此種認同將會反映
出教師對於校外活動所持的不同態度，此一假設得以檢視問題面向一與二。
二、個別教師組織應展現出不同的取向（orientation），此一假設得以使我們發
現在教師組織的運作時，工會主義、專業主義與這兩者間的交錯關係，因
而得以回答問題面向三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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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組織可被視為如同政治性的動物（political creature）
，此一方面將可回
應問題面向五，並可描繪出他們在校外世界的政治生活特性。
肆、研究方法與選樣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此一方法的選定乃基於前述研究問題的特性。
前述羅列的研究問題主要在於探究教師組織的認同、區隔性、運作取向、策略決定
以及如何影響教育政策，這些問題皆牽涉到個別教師組織的決策圈，此種關聯性指
向教師組織的高層幹部或是直接參與組織決策人員是主要的資料提供者。顯然，這
類人員的數量相當有限，因而使得運用問卷調查法有其實際的限制，例如 Youngman
（1979）便主張為使 Pearson r. 的絕對值達到穩定性，樣本數不應低於 100，甚至應
超過 200 以上，因此許多統計學者大多建議樣本數不應低於 300-500 的中等樣本。
再者，這類人員的工作量與身分等因素將會大幅降低問卷的回收率。上述限制直接
排除量化研究的可行性，因此質化工具成為資料蒐集的可行途徑，受制於時間與經
費的限制，觀察法亦面臨執行上的困難，因而訪談法成為最便利與有效的工具。事
實上，許多研究者指出訪談法具有一些其他研究工具所無法取代的優勢，例如 Waller
（1932）視語言如同獲致個體解釋他們與社會世界間互動關係的主要工具，另有學
者指出訪談法允許研究者得以探索過去或是決定個體對於未來的意向（Kidder,
1981）
。並能從受訪者的答案來進一步追問，以進行更深入的探索，甚至可獲得其他
方法難以獲致的資料（Robson, 1993）
，因而得以獲得完整的訊息，並能從受訪者的
答案來進一步追問，以進行更深入的探索（Best, 1977; Kidder, 1981）。這些優點使
得許多知名學者在處理教師專業議題上選用訪談法，諸如 Becker（1952）訪談六十
位芝加哥市的公立學校教師以瞭解他們生涯移動特性。Lortie（1975）訪談九十四位
教師以探索教師行為的屬性。Jackson（1968）的研究發現亦基於一系列的訪談，該
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優秀」教師如何描述與合理化他們的教學事務與行為。上述
研究取向指向訪談法已被廣泛使用，以探究受訪者的內在意義世界，同理訪談法亦
適用於本研究的問題特性。
二、選樣策略與樣本背景
本研究依據機會選樣（opportunity sampling）的方式進行選取受訪者，大體上
受訪者的選取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參與或是直接接觸組織決策與運作的圈內人
（insider），第二類為圈外人（outsider），這類人員則侷限於熟悉教師組織實務與理
論的學者。第一類人員的主要作用在於提供直接性經驗與證據；第二類人員所提供
的資料則可以產生三角檢證的功能。關於第一類受訪者的選取上，由於英格蘭與威
爾 斯 地 區 的 教 師 組 織 共 有 六 個 ： 全 國 教 師 聯 合 會 （ NUT: 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
、全國中學男女教師協會（NASUW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masters
and Union of Women Teachers）、教師與講師協會（AT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and
Lectures）
、中學校長協會（SHA: Secondary Heads Association）
、全國校長協會（NAH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ead Teachers ） 以 及 教 師 專 業 協 會 （ PAT: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因此為達資料的周延性，個別教師組織至少須訪談到一位
高級幹部。為克服聯絡上的困難以及增加當事者的意願，經由一位平時仍與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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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有密切聯絡的研究者 Allan Evans 進行聯絡工作，最後共有十四位教師組織的重
要成員接受訪談，這些受訪者皆為組織的高級幹部，或是直接參與或熟悉組織政策
決策與運作過程的人員，其職務背景包括兩位秘書長、三位助理秘書長、一位執行
長、三位執行委員、三位部門主任、一位部門主任秘書與一位律師，在執行委員中
兩位兼具學校校長的身份，另一位則為學校教師。除這些組織幹部外，本研究並訪
談熟悉教師組織發展背景與運作模式的兩位大學教師。
三、訪談過程與資料處理
本研究從公元 2001 年 9 月 14 日至 30 日在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區進行十四次的訪
談。大體上訪談以個別方式進行，但其中兩次是與二至四位受訪者同時進行，而訪
談過程則全程錄音，訪談的時間從三十分鐘至八十分鐘不等，惟絕大部份情形介於
四十至五十分鐘之間。訪談地點大多是辦公室或是極為安靜的場所如客廳。
在資料分析上，藉助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技術，先將十四卷的訪談錄音
帶打成英文逐字稿後，經由 10 次左右的反覆閱讀，進行關鍵字的編碼，進而將關鍵
字進行歸類，以匯流成相關的向度，最後再加以命名，並以主題（theme）方式來呈
現研究發現。為達到資料的保密性，下述研究發現所涉及的姓名皆以化名處理。
四、信度與效度的處理
由於質化研究關注的焦點並非是普遍法則，或是因果關係的否證和統計推論，
而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以及探索當事者對事務的詮釋意義，因此質化研究的「信
度」與「效度」與量化研究取向所界定的概念有所差異。本研究在「信度」的處理
上，採取核心概念的重複性與穩定性，亦即某一核心概念並非僅是單一受訪者在談
話中的投射，而是在許多受訪者的談話中具有重複出現的現象，亦即核心概念具有
共同認定的特性，此種共同性將可避免研究者主觀篩選所產生的偏見。
質化研究在「效度」的測量上有三種方法：第一種是測量工具與觀察對象之間
密切結合，以從獲致有效資料來達到明顯效度（apparent validity）
。第二種方法是工
具效度（instrumental validity），這指的是特定工具所獲得的資料與另一個被證實有
效的工具所測得的資料相當接近。第三種是蒐集資料與研究所根據的理論架構相呼
應所構成的理論效度（theoretical validity）（胡幼慧、姚美華，民 85： 143）。關於
「明顯效度」方面，前述研究方法的選擇已說明訪談法的在本研究的適切性。在達
成「工具效度」方面，本研究的發現同時與既有的相關發現進行對比與檢證，另外
本研究的訪談問題架構是依據相關文獻所發展出來的，因此亦能達到蒐集資料與理
論架構相呼應的「理論效度」。
五、研究限制
由於資料蒐集僅借用訪談法，因而無法在研究工具上達到三角檢證的目的，本
研究因應此一缺陷的做法是擴張受訪者的類別，以達到研究對象的三角檢證作用，
前述內容已說明受訪者涵蓋所有教師組織，因而這些圈內人的說辭將可產生彼此檢
證的功能。同時，除了圈內人之外，本研究亦訪談熟悉教師組織實務與理論的學者，
因此將可降低此種限制的衝擊。第二個限制是來自於受訪者數量較少，但是由於絕
大部分受訪者有極高的配合意願，訪談問題亦非敏感性的議題，因而訪談時間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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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也有較為坦誠與深入的描述，因而得以達到一定程度的資料飽和度。由此而
言，此方面限制的影響性仍屬有限。儘管本研究對於可能存在的限制已採取適當的
因應措施，但是若能兼採問卷甚至觀察法，將能獲致更為周延的資料。
伍、發現
一、教師組織間的區隔性
（一）學校型態
教師任教於不同型態學校（type of school）的情況將對教師產生不同的認同，
並因而使不同類型的教師聚集成為特定的團體，就如一位受訪者 Paul Lortie 所指出
的：
在 1950 年代後期 60 年代初期時，我是一位年輕教師時，我加入為中等
學校教師而設立的教師專業組織，……叫什麼名字來的？我想是 IAAM，我
也曾加入過 NUT，但是對於 NUT，IAAM 有一種優越關係，它自認是較好與較
為專業。
不同程度的專業訓練被視為開啟此種介於初等與中等教師間群集性
（aggregation）的主因之一，長久以來初等教師所受的訓練並非學位式，而中等教
師則接受大學的正式課程訓練，對於社會大眾甚至是教師而言，非學位與學位間的
區別是一種低劣與優越，此種差別進而產生教師組織間的區隔性。前述受訪者進而
描述此種關連性：
對比於中等教師，初等教師是處於劣勢的，他們不具大學文憑，而中
等教師通常具有大學文憑。
（二）性別
儘管 1974 年的法案使得單一性別（gender）的工會成為非法組織，但是性別依
舊是形成特定認同的主因之一，起碼對於 NASUWT 而言是一種事實，一個圈外人
Marry Mills 認為該組織似乎是男性的俱樂部，儘管不是性別的絕對排斥，但是卻存
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
因為教學專業逐漸變成女性化，因此有更多的女教師到初等與中等學
校教書。……但是 NASUWT 的成員有更多的男性，以往其百分比約為八比
二，亦即八成是男性，兩成是女性。
此種聚集性亦出現於其他教師組織上，如 SHA、NAHT 與 PAT。Chris Pollard
描繪出此種隱藏性的議題：
當我成為中學校長時，我被邀請參加中學校長組織的一個會議，當時
約有兩百位男性與約九位女性，……絕對是被男性把持的，因為在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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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等學校的校長絕大部份是男性。
由此可見，在 SHA 與 NAHT 此類的組織中絕大部分成員是男性。相對的，女
性在 PAT 享有高度的優勢地位，其中一位圈內人 Chris Pollard 對此種情況流露出滿
意的觀點：
我決定在中等校長組織中應有更多的女性聲音 ，……在這個組織
（PAT）？是的，女性在這個組織總是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此種性別的爭辯進而延伸其戰場至教師組織的內部運作中，Marry Mills 以選擇
委員會所呈現出的性別區隔，提供一個深具說服力的論點：
薪資與工作條件委員會是一個廣受大家歡迎的委員會，並且許多人想
要成為其委員，因此總是以選舉方式來產生其成員。……總是有更多的男
士在那個委員會，感覺上它是男性的，而女人則到教育委員會。
（三）學校職務
學校職務（school post）亦能產生一定程度的認同，並成為塑造特定型態教師
組織的要素之一。在 Peter Gosden 的談話中可見到，由於領導職務與非領導職務的
區隔所產生在教師組織間的斷裂現象：
事實上，在英格蘭與威爾斯有六個、七個教師組織，這是相當多的，
其中兩個主要是校長與副校長，其餘四個是屬於教師的。
Richard Davis 的陳述甚至更為露骨：
在 1984 年，我們開始接受副校長成為會員，1997 年時我們開始接受
助理校長成為會員，因此成員數有所成長，……我們代表大部份中學的領
導者。
（四）諮詢與法律服務
形成此種群集性的主因之一是他們的角色在於如何經營學校，特別是教育改革
後造成新的角色變革，因而使他們尋求諮詢服務。Richard Davis 繼續描述此種關連
性：
諮詢服務的需求變的相當可觀，部份是因為在過去十年中，地方教育
當局（LEA）已降低他們在教育的角色與影響力。……校長來向我們尋求建
議，因此在此種服務上，我們有相當相當大的需求。
除了此種專業的諮詢服務，事實上教師組織亦提供各種廣泛的服務，諸如合作
社的低利貸款、低廉的各式保險、優惠的商品與法律保險等服務。然而，其中最吸
引教師的是法律保障，若無此項服務，教師將無明顯意願來參加教師組織，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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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因是由於訴訟費用過於可觀。在 Rose Johnson 的陳述中可見到此種現象：
在一個相當獨特的個案中，這是發生在威爾斯，一位女校長被指責打
一個小孩子。我不知道你是否聽到過此一個案的費用約一百萬英磅，……
我們打贏此一官司，並保護那個成員。
上述內容顯示出主要的要素諸如學校型態、性別與職務形成不同的認同，因而
導致塑造教師組織間的區隔性，而此種區隔性所代表的意義並不僅於此，更有如何
代表所屬特定教師的聲音與利益，不同型態的學校形成一種優越與低劣的區隔，此
種教師組織間的政治衝突更進一步被性別問題所強化，男性與女性教師間的衝突已
持續超過一個世紀甚至更長，具體的例證是全國女教師聯盟（NUWT）與全國男教
師協會（NAS）的成立（Gosden, 1972; Locke, 1974; Manzer, 1970）。儘管平等薪資
法案在 1955 年通過，男女教師間的衝突並未停息，因為戰火延伸到經由集體行動來
保護他們所屬的認同與聲音。領導與非領導身份的差別亦能刺激不同的認同，此種
差別性展現於他們所尋求的服務上，校長協會的成員加入此類組織的主因在於尋求
專業性的諮詢服務，以利學校的經營與管理，因為他們是負責學校的管理事務。相
對而言，教師卻有不同需求。儘管各教師組織提供各類的服務，但是法律諮詢服務
卻是最為重要，亦是教師加入協會的主因，此種情況就如 Tropp（1957: 145）所描
述的：
當 NUT 在法律工作變得更有效率時，有更多的案例是在法院外得到解
決。…… NUT 所提供的法律資源幾乎是無止境的，從 1886 年起此種服務
並成為成員數成長的主因。
所以學校型態、性別、職務與關注焦點對於塑造教師之間的不同認同有相當深
遠的影響力，教師組織之間的區隔性也因而產生。此種情形就如 Coates（1972a: 2）
在約三十年前所作的評論：
這是由教師本身感受到的性別、學歷、學校型態、不同收入、生涯與
地位遠景而引發的教師群集性，這些繼續成為八個不同教師組織之所以可
以繼續存在的基礎。
二、取向
基本上教師組織的取向（orientation）可區分為兩大類別，亦即教師利益導向與
專業導向。在 Chris Pollard 的談話中可見到 PAT 展現出明顯的專業導向：
一些此地的教師認為教師不應進行罷教（strike）
，因為將對孩童產生
不好的影響。……此一協會（PAT）是由一些關注於學生利益的教師所發起
的，……教師應該採取協商、爭辯與討論，而非是採取罷教行動。……因
為當時 NUT 是最為激進的組織，事實上我當時亦是其成員之一，……我被
要求對當時執行的 GCSE 進行罷教，……因此我離開 NUT…並且我加入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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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協會。
相反的，一些教師組織傾向於強調他們與上述不同方針的重要性， David
Williams 做了下面的表白：
一些教師加入我們（NASUWT）是由於我們的政策主張，例如我們在學
生規訓（disciplinary）的議題上有一個相當強烈的立場，並且我們堅決
反對不能不規訓學生。此一取向使我們有一個相當好的名聲，並且此一取
向吸引我們加入此一協會。
NUT 亦展現此類似的傾向，就如 Tony Whitty 所勾勒出的：
薪水與工作條件總是各教師組織最關注的話題，對 NUT 也是一樣，……
薪水與工作條件是 NUT 最重要的政策，……其他也是重要的，但是皆不如
此方面來的重要。
此種關注乃是起於相對於其他專業行業，教師的薪資呈現相對低落的現象，對
教師而言，低落的物質報酬使社會大眾降低對於教師地位的評價，此種關連性進而
影響到新進成員的品質。John Blair 解釋薪資、專業地位與新進成員素質間的糾葛關
係：
現今教師地位與薪資已經下滑，新一代的教師與人們並不，……人們
並不認可教學應被視為一個高地位與高所得的專業行業。…… 大學畢業生
並不願來教書，最好的大學畢業生說，我們要到工業界、新聞界就職，我
不要成為教師。
事實上，教師組織並不完全展現出如此的自我利益導向。相反的，教師組織亦
展現出高度的專業導向特性，無庸置疑的，一些專業導向的協會如 PAT 自然關注於
教師專業發展的議題，甚至對於較為激進的教師組織如 NUT 與 NASUWT 亦將教師
專業發展視為重點項目之一，就如 Marry Mills 所陳述的：
如果你去檢視 NUT 所作的，NUT 已經有一個相當明確的決定來提供一
個訓練計畫，……NUT 對教師提供一個相當正面的訓練課程，它不僅僅是
工會主義，而且亦關注於教師的教學技巧。
Paul Lortie 進一步指出 NUT 並對教育政策有高度的研究與涉入：
NUT 總是相當專業導向的，NUT 有一個財務健全的研究團體。如果你回
顧 60 年代與 70 年代，NUT 在各種有關於官方政策制訂，或是官方思想上
皆有相當高度的涉入。
NASUWT 亦關注於教師專業發展的議題，而值得注意之處是，此種關注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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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反映出教育改革的新需求，Marry Mills 解釋這兩者的關連性：
事實上，大約回溯到 1992 年，教師訓練已經被移到學校，學校與高等
教育機構成為伙伴關係以執行教師訓練課程，因此本委員會的工作經常回
應政府的想法。
在過去，NUT 與 NASUWT 往往運用罷教為手段來爭取成員的利益，特別是集
中焦點於薪資問題上。儘管 NUT 在 1870 年成立時，由首任理事長 J.J. Graves 宣佈
九項專業目標，以進而試圖提昇教師的專業地位（Tropp, 1957）。然而，1919 年在
Rhondda 地區以抗爭行動對抗當地政府，並獲致戰果後，NUT 開始從專業渴望轉向
工會主義路線（Gosden, 1972）
，具體的證據是 NUT 開始主導一連串的「直接行動」
，
例如 1904 年 West Ham 事件（Barber, 1992）
、1913 年 Hereford 事件（Gosden, 1972;
Ozga and Lawn, 1981）。NASUWT 的紀錄甚至比 NUT 更為糟糕，Locke（1974: 28）
曾做了下述的評語：
比起 NUT，NAS（NASUWT 的前身）的歷史是更為激進，該組織經常參與
罷教活動，並以此種策略獲得新的成員。其所有成員皆是男性，其中的三
分之二是中學教師，該組織代表著生涯教師的利益，並因而在 Burnham 委
員會上與雇主進行薪資協商時，通常與 NUT 的主張有所不同。
儘管這些壞紀錄，有些學者指出此種好戰主義（militarism）乃是起於教師並未
獲得適當的物質報酬，Burke（1971: 17）對此種情況給予相當程度的同情：
假若將當時的教師視為是好戰份子，這將是錯誤的。相反的，他們並
不願意採取直接行動，就如同現在一樣，但是他們是面臨艱難的情形，並
瞭解到必要措施的需求性。
當前，工會主義並不如以往來的明顯，先前段落的各要點指向教師組織間的工
會主義與專業主義並無明顯的區別，甚至較為好戰取向的教師組織如 NUT 與
NASUWT 亦展現出工會主義與專業主義的混和體。儘管如此，一些教師組織如 PAT
與 ATL 堅持以學生利益為最高宗旨，而非教師本身的權益。SHA 與 NAHT 似乎亦
傾向於專業主義，然而應注意到的是，其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其成員大多來自於學校
的管理階層，他們的薪資自然遠高於一般教師，而他們關注的焦點是學校管理事務
的範疇，因此很難見到有實質的要素使得此一組織走向激進之路。為進一步探索此
一尚未真正清晰的特性，應有必要進一步檢視教師組織在校外活動的政治特性。在
檢證此一議題時，應注意的是他們所運用的策略與技巧應可區分為兩個向度，其中
包括與「他人」建立密切的關係，以強化本身的聲音與立場，另一方面是運用策略
來影響政府的政策。
三、壯大聲勢
無論何種導向，教師組織無法只是獨立作戰來達成他們的訴求，其中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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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改革將對教師的薪資、教學事務與專業發展等造成深遠的影響。因此立法成
為教師組織致力於達成其目標的舞臺，因而可以預見的是教師組織將不會孤軍奮
戰。相反的，是如何連結他人以壯大自己的聲勢與影響力。儘管此種政治性活動牽
涉許多複雜的因素，但是仍可以將「他人」區分為「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與
教育政策的「主要參與者」（key participant）兩部份，此一架構將使我們較為容易來
解析此種複雜的政治活動。前者將包括個別教師組織如何運用其他教師組織、教育
利益團體（educational interests group）與媒體（media），以建構強而有力的主張
（argument）來贏取社會大眾的支持，進而對政客產生一定程度的壓力，政府官員
則屬於後者。
（一）教師組織間的關係
所有受訪者皆承認在影響政府的政策上，與其他教師組織合作是一個相當重要
的課題，最主要的原因是要給社會大眾與政府口徑一致的聲音。然而，此種合作受
到教師組織的取向所影響，David Williams 指出此種事實：
我們試圖採取一個結合取向，但是我們對事情有不同的取向與主張。
例如我們總是致力於成員的利益，一些其他教師協會將注意到教育的議
題。
儘管如此，教師薪資似乎在教師組織間被視為一個關注焦點，因此他們必須一
起合作，並向決定教師薪資的機構 STRB（School Teachers Review Body）呈現有力
的主張。Rose Johnson 描述此種過程：
我想協商薪資與工作條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事實上我們與其他
教師組織一起提出建議案，……我們與 NASUWT、ATL 等一起合作。
（二）與教育利益團體的關係
在試圖影響政府的政策上，與教育利益團體相結合亦將是相當重要的，受訪者
皆認知到與這些團體發展密切關係的重要性，Rose Johnson 說明此種結合在於強化
自身的立場：
就是去影響政府，具體而言就是他們的政策，我想他們的主要目的是
在影響政府的政策上有更多的發言空間…就是強化我們的立場。
無庸置疑的，教師組織與教育利益團體間有許多的交互作用，在此方面工會聯
盟（TUC: Trade Unions Congress）成為一個重要銜接橋樑。Rose Johnson 對此做了
下述的聲明：
顯然 TUC 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團體，因而可以強化我們的立場，這指的
是，在將要形成的政府政策上，我們可以有發言的空間。
（三）與媒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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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被視為傳播教師組織專業意見的重要工具，因此可進而贏得社會大眾的支
持。John Blair 解釋運用媒體的理由：
在一個不同的途徑上，我們亦運用媒體，如收音機、電視與報紙，我
們以更專業的方式來使用這個工具，你可以更容易的讓教學專業的聲音傳
到社會大眾之處。
此種社會大眾的支持使得教師組織得以挑戰政府的政策，又如同 Rose Johnson
所論述的：
例如在 The 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 彰顯一些議題。做出新聞
的聲明以反對政府的措施…那是一個相當有效的途徑來挑戰政府
（四）與教育政策直接參與者的關係
一般而言，所有教師組織並未加入任何政黨，此一現象的背後有許多的因素，
部份的因素是若無設置政治性基金會（political fund）
，法律並不允許加入任何政黨。
另一個理由是，因為任何教師組織的成員皆可能加入任何政黨，Richard Davis 說明
此種事實：
我們必須維持獨立的立場，或者我們必須與政黨保持距離，部份的因
素是因為我們的成員加入所有的政黨。
對教師組織而言，此種獨立性產生一種優勢，亦即可以維持他們的認同與客觀
的主張。這正如 John Blair 所指出的：
我們並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這使我們更為獨立自主，並且可以批判
任何政府。
再者，在政黨可能輪替下，加入任何政黨將會產生一定的風險，就如 Richard
Davis 所說的：
我想如果教師組織具有獨立性，他們是較有效能的，因為政府會改朝
換代，而且你要影響所有的政府。
此種無政治的結合並不意謂到教師組織與政黨間無任何連結。相反的，他們試
圖與政黨建立緊密的關係，此種意圖顯現於 Richard Davis 的談話中：
我們將公平的與所有政黨進行交涉，例如我的工作是經常的與來自各
政黨且涉及教育事務的人碰面，並與他們討論他們正在發展的政策。
雖然，教師組織接觸所有的政黨，但是依舊有所歧異性，NUT 似乎較為傾向於
工黨。一位圈內人，Rose Johnson 坦承此種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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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7 年時，工黨取得政權，我們是高興的，……我想相較於保守黨
政府，教師組織的期望是偏好工黨政府。我們偏好工黨政府，並且試圖與
配合他們來執行他們的政策。
由於通常全國性的教育政策是由公務人員所規畫，我們的受訪者通常相信與他
們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性是超過與國會議員的關係。Richard Davis 的解釋是：
具體而言，在於使國家政策有所改變，我總是接觸政府官員，而非國
會議員，他們並不如此的重要。
與資深官員的密切關係得以使教師組織有機會說明他們的專業意見，並且進而
能影響國家教育政策。William Ozga 指出：
是的，我想本協會用了許多時間來發展與政府官員的關係上，因此當
出現危機時，這些關係得以有所作用，並且得以帶來最佳的影響力。
當教師組織無法影響政府高級官員時，國會議員成為下一個目標。儘管如此，
以往資助國會議員的現象已成為歷史名詞，這是因為法律禁止。但是，教師組織仍
試圖與國會議員發展密切的關係，因為他們可以在國會中為他們講話。William Ozga
指出此種關係的作用為：
我想許多主要的教師協會花時間在發展與國會議員的關係上，透過這
些能為你說話的國會議員，教師組織的研究發現得以呈現在國會中。
一些受訪者進一步指出，在此種功能上，在野黨的國會議員所產生的影響力更
可觀，Marry Mills 做了貼切的描述：
如果你要在國會中做修正，那麼在此一提案到國會之前，你需要反對
者的協助來進行修正。並且你需要人來幫你講出你所給予他們的，因此我
們較常與反對黨的國會議員發展出密切的關係。
上述段落要義顯示出，教師組織試圖與教育利益團體、媒體發展出密切的關係，
以達到強化他們立場與影響力的目的，進而影響國家的教育政策。此種目的的達成
並需提昇加諸於政府官員身上的政治壓力，同時並藉助與高級政府官員及國會議員
的密切關係來進行此種企圖。然而，相對於國會議員，高級官員的影響力更為明顯，
因為他們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處於更為重要的地位。就如 Manzer（1970: 11）所作
的評論：
由於教育內閣大臣會接受官員的建議，一個教育壓力團體必須說服這
些政府官員。
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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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張與協商
在達成特定組織目標上，教師組織運用多種的策略（strategy），而非僅是發展
前述的密切關係而已。受訪者共同的提及以主張（argument）來進行協商（negotiation）
是更為有效的。其背後的主因是，教師組織正面臨一個強大的新工黨政府（the New
Labour Party Government），就如 Tony Whitty 所抱怨的：
我想你可以與一個強大政府打交道的唯一方法是協商，並且持續不斷
的進行，並且你一定要贏得你的論點。
在此種情形下，抗爭形式的工會行動（industrial action）並無法有效的達到組織
目標，因此以強而有力的論點來協商取代以往的抗爭行動策略，William Ozga 對此
的解釋是：
那是改變之處，我們覺得協會所採取的此類抗爭行動不是很有效，並
且此行動並使我們流失成員，從此我們試圖以說理來影響政府的政策，並
且進行那種的研究，我們已經改變為數可觀的立法，……在過去幾個月中，
在改變立法上，此種策略顯得相當有效。
William Ozga 繼續指出為取得客觀的證據，必須由第三者進行相關的研究：
我們並不由我們自己進行研究，因為其發現將會有爭議性，所以我們
委託一個大學來進行…因此他們是客觀獨立的…然後，我們可以使用這些
獨立的研究，並引述到我們的理由與主張中。
（二）遊說與罷教
當說理無法挑戰政府時，而且教育政策已送到國會時，遊說（lobby）策略變成
下一個選擇。儘管大部份的受訪者承認使用過遊說，但是專業取向的教師組織如
PAT，卻對此一策略有不同的態度，Chris Pollard 認為：
上週我們有一個訪客，他是一個專業的遊說者，他來推銷他的服務。
但是，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會議上向我說明這些，……我不認為那是一
個相當好的會議。
經由協商與遊說之後，罷教（strike）成為最後的手段。一般而言，教師組織甚
少運用此種手段。部份的原因是因為一些教師組織如 PAT 與 ATL 有不罷教的規定，
Chris Pollard 指出：
我們（PAT）從不進行罷教，本協會從不進行罷教，我們將論述與協商。
儘管我們對不喜歡的事情加以反對，但是我們並不採取罷教行動。
此種理念的堅持乃是因為認為罷教將損及學生的權益。Marry Mills 的談話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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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明確的聲明：
在 1970 年代，其他教師組織提出我們（教師）只在這段時間工作，
並且叫我們走出校園，特別在午餐時間，我們不待在教室裡監督學生，……
這將意謂到沒有人來照顧學生。……無論如何，我們的成員將不會做出這
種事。
相反的，對其他教師組織如 NUT，罷教被視為最後的手段，Tony Whitty 指出：
是的，罷教行動不常發生，但是他仍然會發生。教師不喜歡進行罷教，
並且真的不願進行罷教，直到事情變得相當糟時，才會發生。
在影響政府政策的策略使用範圍中，教師組織通常視協商為第一選擇，發展強
而有力的論點成為進行此種策略的基本要素。當此一方法無法奏效時，遊說國會議
員變成下一個策略選擇，而使用罷教行動往往成為最後手段。然而，一些教師組織
如 PAT 與 ATL 堅持其專業主義的路線，因而排斥此種策略的運用。相對的 NUT 與
NASUWT 卻可能採取此種途徑，由上述各段要點，可以見到教師組織從工會主義
轉向專業主義。
五、從工會主義轉向專業主義
有許多重要的因素造成此種轉變，其中之一是因為立法使得罷教行動更為困
難，其中所涉及如 Paul Lortie 所指出的更為昂貴：
Thatcher 早期的政策之一是改變工會組織的權力，它使得罷教更為困
難，並使此種行動需求更為昂貴的費用。
立法的限制並不僅於此，Marry Mills 並指出罷教所能行使的範疇已大幅縮減：
你只可以對薪資與工作條件方面進行罷教，因此政府所堅持的，無論
課程或是教學策略，如果教師對這些進行罷教皆是非法的。
儘管在薪資與工作條件上，教師組織有權運用罷教手段，但是政府卻引進 STRB
作為檢討此方面的正式機構，因此教師正面臨更為顯明的機構化的安置
（institutionalized setting），並因而大幅縮減罷教情形的產生。使用罷教行動的另一
困難在於可觀的費用，以及無法獲得家長的支持。Diana Peters 顯然知覺到此種負面
影響性：
將全國性的罷教活動作為一種工具總是在那裡，但是卻是一個相當昂
貴的工具，並且並非總是有效的。……不僅花掉許多錢，而且也失掉許多
家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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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激進的手段不見得能獲得家長的支持，並且事實上亦無法真正達到其
訴求。事實上，另一位受訪者，William Ozga 並承認以往的抗爭手段對國家的經濟
活動有不良的影響：
我想 Thatcher 當時是對的，在那個時期，工會過於注重自身的利益。
每年每一個工會皆勒索他們的雇主，這種情況破壞這個國家的經濟。
Richard Davis 並認為同時教師的專業地位亦遭受影響：
抗爭行動對教師本身的傷害性超過對政府的傷害，那種策略是很不好
的…因為它損及教學專業的地位。
可以預期的是，教師對於此種策略的態度亦相當保留，此種的態度並與學生利
益為中心的價值觀相糾結一起，Tonny Whitty 對此種關連性的解釋為：
如果你進行罷教，你必須確信你的所有成員將支持此種行動，並且持
續幾週或是幾個月，但是這並不存在，……教師覺得他們不喜歡棄孩童不
顧，並且如果他們進行罷教，孩童無法受教，或無論何種情況，教師對此
感到罪惡感。
在現實情境，另有一項重大的因素來影響此種教師的態度或是實際的運作空
間。許多受訪者指出可觀的工作量足以消耗教師的精力，就如 Chris Pollard 所言：
由於絕大多數教師皆已被可觀的工作量所吞沒，他們甚至不注意校外
的活動，他們是相當疲憊的。
由於在教師中，女性的人數遠超過男性，因而此種工作量所消耗的精力與時間
已使女性教師無暇注意到校外的活動與事務，因為他們更需處理家中的事務或是盡
到家庭主婦的責任，Rose Johnson 解釋其中的關聯性：
顯然，我們大部分的成員是女性，並且其中有許多必須盡到家庭的責
任與工作。用在群體的專業行動上，他們所擁有資源是相當的有限。
除了教師的態度之外，教師組織亦很難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其背後的原因在
於勞動力結構已有相當程度的改變，Marry Mills 對此的解釋是白領職務的人數已有
大幅的成長：
工會成員中的一大部份比率已不再是體能性的勞動者，他們是會計
師、公務人員，他們是建築獅，他們是演員，他們不是勞力性的男士，現
在礦工已經是少數了。
再者，社會大眾傾向於支持工黨政府，就如 Paul Lortie 所指出的先後政府對教
20
師的指責，轉換成社會大眾認可的事實，因此各教師組織皆極力擺脫此種的困境：
從 1970 年代後期起先後政府用了很大的力氣來指責，教師是教育體
系的一個麻煩，學校不好，教師不好，因為教師是進步主義的、無效能的、
有太多的假期、太過於自私的，……他們的組織幾乎快瘋了，他們的組織
必須處理這些責難，並對此有所回應。……社會大眾被告知的是，這群的
工作者以及此種專業組合是危險的。
在此種艱困的情況下，教師組織奮力於處理社會大眾的批評。再者，對部份的
受訪者而言，工黨政府似乎是正面的，因為他們願意聽教師組織的意見，William
Ozga 對此做了相關的陳述：
我想先前的政府並不願意花時間來聽教師組織的主張，那是衝突點。
目前這個政府願意聽，他們不見得總是回應，但是我相信比起以前，我們
有更多的影響力。
再者，先前段落已提及的，傾向於工黨立場的情況使 NUT 更不願意使用工會
行動策略。就如其圈內人 Rose Johnson 坦承：
自從工黨取得政權之後，並未有任何的工會行動。顯然對我們而言，
這是一個困難的情況，因為我們偏好於工黨政府執政。
由上可見教師組織從以往的工會主義移向了專業主義，此種的轉變起於複雜的
因素，其中包括法律的限制、教師態度、教學負荷量、勞動力結構的改變與社會大
眾的態度。除此之外，較為激進的教師組織如 NUT 並面臨另一種限制，這指的是
其本身偏好工黨的立場使得工會行動更為困難。
六、對抗新工黨的新策略
上述的轉變多少呈現出教師組織並無法真正參與國家教育政策的制定。事實上
Marry Mills 對此的抱怨是，從來並未有真正的參與，頂多是諮詢而已：
這個政府說要重建此一專業…現在在我的認知中，政府並沒有與教師
組織進行真正的辯論，……它並沒有與我們對是否我們所要的進行討論。
這其中牽涉到所謂的新工黨（New Labour Party）
，就如 Tony Whitty 不滿的指出：
在此時，英國政府是我們經歷過最強大的一個，要對抗它是相當困難
的，因為他們總是做他們所要做的，此地根本無所謂的反對黨。
Paul Lortie 並批評到英國首相 Tony Blair 的強勢作風摧毀了以往的伙伴關係
（partnership）：
21
以往我們會談論有關在英國教育的伙伴關係…現在你可以對此方面胡
扯一些，……Blair 使用伙伴關係，但是他的意思是人們做的事是我要他們
做的。
Amy Davies 更直截了當的指出教師組織與新工黨間的惡化關係：
在過去我們皆期望工黨政府將會喜好工會組織與協會。一般而言，這
個政府並非如此。
Marry Mills 對此一議題的反應亦相當雷同，但是更直接道出新工黨與舊工黨的
差別：
當然新工黨（與舊工黨）是整體上不同的，並且已經遠離其本身，不
是嗎？遠離工會組織，……是有一種同情心，但是你有舊工黨與新工黨的
區別，此種同情是舊工黨主義。
Paul Lortie 進而指出瓦解此種夥伴關係的主因之一是由於，在教學事務上教師
缺乏專業的技術與知識：
如果你被稱為專業，這不僅是因為你有一個很好的社會地位，你賺好
多錢，你執行一個重大的社會服務，你可以控制你的訓練等等。但是，重
要的是你運用一個被尊重，並以技術為基礎的一套技巧，……現今的教師
仍然缺乏這些。
此種專業技術的缺乏，再加上身處於新的政治情境，整體而言教師組織受制於
新工黨政府的手中，因而他們所能運用的策略被大幅的壓縮。儘管，教師組織無法
真正參與教育政策的制訂，或是影響政府的相關決策，但這並不意謂到教師組織毫
無相對反制的行動。事實上，他們正運用「不合作」（uncooperative）的新策略，David
Williams 對此做出清晰的表白：
目前，在此時我們的成員正採取行動來降低工作量，並且他們正依照
一組的二十個指示來進行，這些指示告訴他們哪些事項是他們可以不必在
學校從事的。……我們並非進行罷教活動，我們現在採取的是教師拒絕從
事一些廣泛的事務。
而且對教師組織而言，此種策略是相當有效的，Rose Johnson 的反應是：
在目前的時刻，我們的成員依指示，在學校哪些他們應該，哪些又是
他們可以不做，……我們發現此種方式是相當有效的。
新工黨的出現瓦解以往工黨與工會團體間的連結性，因而伙伴關係變成一個歷
史名詞。曾經在 1890 年擔任教育委員會政務次長（the Permanent Secretary at the
22
Board）的 George Kekewich 在其自傳中，對以往的親密關係做了相當正面的評論
（Tropp, 1957: 138）：
我與教師的關係持續成長為更為友善與親密，並且我歸功於 NUT 幹部
的建議，以及 NUT 年會中所通過的意見與解決方案，以及數不完的優秀建
議。
無庸置疑的，教師組織已受制於新工黨政府的手中，在此種艱困的情境下，
「不
合作」的新策略因應而生，在不抵觸法律限制的情況下，此種策略反倒相當有效。
七、潛在的衝突
儘管新工黨政府能支配許多事務，並排拒教師組織於全國性教育政策的制訂過
程之外，然而一些重大的問題依舊存在著。我們的受訪者普遍提及低落教師薪資的
問題，STRB 的引進廢除教師在協商薪資的權力，並導致相當多的抱怨，Tony Whitty
便對此有相關的陳述：
我們不可以協商薪資，我們所能做的是向 STRB 提出聯合性的建議，……
沒有太多你可以做的，因為我們並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力，我們並無協商權
力，這是相當違反民主的。
事實上，STRB 的獨立地位也飽受質疑，此種現象顯示於 Diana Peters 的談話中：
我們有 STRB 來取代先前的 Burnham 委員會，……STRB 的意思應是獨立
的，但是政府告訴他們有多少錢必須用在教師的薪資上，並且 STRB 根本無
法超越政府所給的條件。
景氣好轉後致使教師供給量產升短缺的問題，此種現象並與教師薪資問題糾結
一起，受訪者普遍對於低落薪資所帶來的低落教師素質感到憂心，William Ozga 表
達對此的憂慮：
現在我們有教師嚴重短缺的問題，大體上此種問題是起於低落的薪資
條件。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教師工作量的情況，Tony Whitty 描述愈來愈惡化的教學工作
量：
你知道的，這裡的教學工作量是相當沈重的，我意思是，如果每週你
教五十或是五十五個小時，你並沒有太多時間來做其他的事。
此種沈重的工作負荷量來自於幾乎是無窮盡的教育改革方案，Marry Mills 的談
話反映出不滿：
23
對於在（國定課程）第一與第二關鍵階段的全國性語文與數學有一個
強大的國際性批評，這些批評所給予的訊息是為何策略並沒有有效的運
作，……幾乎無庸置疑的，這將與教師的工作量相連結。
第三個問題是不明確雇主的現象，特別當教師有問題時，並無明確的雇主，因
而產生一種困境，John Blair 對此的批評是：
教師的雇主真的是地方教育當局，並且地方教育當局支付他們的薪
資…誰是真正的雇主？……我們傾向於是地方教育當局。
一位擔任教師組織的律師，Andrew Manzer 亦抱怨到：
目前你所面臨的情形是地方教育當局是雇主，但是學校管理委員會對
聘任工作做出所有的決定。
儘管新工黨政府是如此的強大，但是一些重大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其中包括
教師薪資、教師工作負荷量與不明的雇主。在一個強大的政府下，這些問題可以被
壓制，但是卻不會消失。因此這些問題將可能成為引導對抗政府的導火線。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研究證據顯示出法律服務是吸引教師加入教師組織的主因，除此之外，一些要
素諸如學校型態、性別與職務足以在教師間形成不同的認同，教師組織之間的區隔
性大體反映出此種現象。儘管存在區隔性，教師組織展現出工會主義與專業主義的
混合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教師組織如 PAT 與 ATL 堅持以學生利益為最高宗
旨的專業主義路線。SHA 與 NAHT 似乎亦傾向於專業主義路線，但卻有不同的原
因，該組織成員的背景是學校的管理階層，其薪資明顯高於一般教師。再者，其角
色與職責乃是學校的管理與經營，因此他們關注的焦點是如何經營學校，並進而使
他們尋求專業的諮詢服務而非自我利益範疇，這些背景因素將使 SHA 與 NAHT 此
類的校長協會難以走向工會主義路線。相反的，NUT 與 NASUWT 較為關注於教師
的權益。此種教師組織間的差異性進而塑造出不同型態的校外政治性活動，教師組
織皆致力於政治舞臺上，因為政治的決策直接影響到鉅觀層面的教育運作，因而教
師組織運用多種的策略來影響政府的政策，其中涉及與其他教師組織、教育利益團
體與媒體建立密切的關係，以壯大自己的聲勢以及強化自身的立場，進而贏得社會
大眾的支持，此種支持將對政府產生一定程度的政治壓力。他們同時試圖與高級公
務人員及國會議員建立密切的關係，以便發揮專業的影響力。伴隨這些建立關係的
策略，教師組織運用系列性的策略來影響政府的政策，以強而有力的論證來與政府
協商是最先考慮到的策略，遊說國會議員為次佳選擇，罷教則被視為最後的手段。
但是，由於專業主義的哲學觀，ATL 與 PAT 禁止或是拒絕運用此種手段。而 SHA
與 NAHT 等管理階層的組織亦排除運用此種手段的可能性。相反的，NUT 與
NASUWT 卻認為教師薪資與工作條件為該組織的最主要關注焦點。
24
然而，規程（regulation）的引進使全國性罷教策略的運用愈形困難，特別是在
此種限制下，罷教活動只能侷限於工作條件與薪資的範疇內，並且新的規定使此種
策略需求可觀的經費。儘管，可運用罷教活動來訴求工作條件與薪資的改善，但是
新的機構化的機制如 STRB 使得此種空間亦消失。另外，多種因素包括教師態度、
教學工作量、勞動力結構的改變與社會大眾的態度等，亦大幅壓縮罷教行動的運作
空間。而 NUT 並面臨另一重限制，即其政黨傾向明顯向工黨靠攏，而在工黨執政
的情況下，此種策略行動的使用更為不可能。在此種從工會主義到專業主義的背後，
應注意到的是新的政治情勢。在此一新紀元中，白領階級的人數已大幅增加，此種
勞動力結構的改變，並影響到社會大眾對於抗爭行動的態度，新的社會局勢顯示此
種行動難以獲得大多數社會大眾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新工黨的出現，其特性是擁有
大多數社會大眾的支持，並且遠離以往與工會團體的密切關係。儘管教師組織受制
於強大的新工黨政府，但是他們卻發展新的策略來因應此一新的政治與社會局勢，
以「不合作」的新策略不僅未觸犯法律條文，並且亦相當有效。儘管強大的政府足
以壓制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卻不曾消失，例如低落的教師薪資、可觀的工作量以
及不明確的雇主，這些皆可能引爆下一波的衝突。
事實上，此種轉向專業主義的現象並非自動浮現的，而是受迫於新的社會情勢，
其中牽涉到最主要的因素是社會變遷。在新的紀元中，以往教師組織所擁有的優勢
逐一消失。過去，NUT 運用一系列的直接行動來捍衛教師的權益，特別是教師的薪
資問題，最後並獲致可觀的成果，Burnham 委員會的設立代表此種戰果的里程碑
（Barber, 1992; Coates, 1972b; Burke, 1971; Gosden, 1972; Manzer, 1970; Tropp,
1957）。
另一項優勢是指教師組織與政治人物間的密切關係，前述文獻分析中已指出
NUT 與國會議員的密切關係，此種優勢的政治關係給予教師組織許多空間以呈現他
們專業意見，因而變成合法化的壓力團體（legitimized press group）（Kogan, 1975）。
然而，在談論夥伴關係時，應注意到由於國家教育政策最終是取決於教育部，因而
政府擁有的權限遠超過教師組織，所以合法化的角色是政府所給予的，當政府改變
其認知時，此種密切關係將遭到破壞，就如 Manzer（1970: 203）指出諮詢與協商是
建立於彼此合作的認知之上，更關鍵的因素是彼此擁有權力或影響力的大小，因此
當中央政府、地方教育當局以及教師中有任何一方的影響力產生明顯變化時，夥伴
關係亦將受到影響，特別是中央政府往往握有主動的立法權以及執行命令的權限，
因而夥伴關係的維持往往取決於中央政府的態度與認知。因此當政治情勢改變時，
上述的優勢條件將會消失，甚至運用抗爭行動亦有其限制。Coates（1972a）指出罷
工直接癱瘓生產體系的運作，因而具有打擊資本家根本利益的力量，但是罷教卻不
具有此種經濟威脅，剩餘的是藉由群體行動而帶動的政治壓力，此種壓力的成效卻
取決於政府的抗拒程度。缺乏社會大眾的支持，罷教活動無法擴張加諸於政客的政
治壓力。再者，許多重要因素的交織作用，如遠離工會團體的新工黨、勞動力結構
的改變、社會大眾的態度、法律的限制與機構化的安置等，大幅的壓縮罷教或是抗
爭活動的運作空間。在先前段落中，已清楚的見到教師組織陷入處理一些重大而且
糾結的困難中，其中最困難的是強大政府的出現，在此一艱困的情境中，教師組織
所能運用的最佳方法是以強而有力的論述與證據來與政府進行協商，因此他們應致
力於研究，以便發現更具說服力的證據。否則，他們必須等待一個鬆綁與開放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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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或是一個較為溫馴的政府。此種關係進一步指向教師組織在校外世界的政治活
動空間將深受政治情境所影響。
由上述的結論中可歸結數項原則
（一）不應以同質性（homogeneity）的觀點來看待教師，教師間往往有不同的價值
觀、態度與需求，因而形成不同型態的教師組織，並展現出不同的「取向」。
（二）教師組織的功能具有「工會」與「公會」的雙元特性。前者指的是保護成員
的權益，如教師薪資與工作條件方面。而後者則是專業主義的實踐，如教師
專業成長與教育改革議題的關注。
（三）教師組織的活動屬性充滿高度的政治色彩。這主要在於教育政策直接影響到
教師的權益與教學事務，因而形成政策議案的中央政府，以及最後決定法案
的國會成為角力場。而教師組織往往成為集體談判的工具，因此其活動將不
可避免的涉入政治場域。此種現象應將教師組織視同是一種教育利益或是壓
力團體，為其所屬成員達成期望。
（四）教師組織在達成目標所運用的策略方式與空間受到自身組織取向與社會情境
所影響。堅守專業主義的教師組織將採取較為保守的策略方式，其他取向的
教師組織則運用較為多種的途徑，包括激進的手段。然而，這些策略的運用
空間往往受到外圍的社會局勢所制約，諸如勞動力結構改變後所牽引的社會
大眾價值觀的改變。更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態度，中央政府能否抗拒教師
組織運用各種途徑所施加的政治壓力往往取決於政府本身的影響力，此種影
響力或主導性往往來自於國會席次的多寡以及社會大眾的支持度。
（五）教師組織與中央政府之間呈現權力與影響力的高度不均等現象。由於中央政
府具有高度的主導性並擁有法定權威，因此教師組織在教育政策決策過程的
影響力，或是在國會的影響力往往取決中央政府的意向。此種不均等的權力
關係更易使教學事務走向機構化（institutionalized）的局面，特別此種結
構化的制度更有利於中央政府掌握甚至操控教育的運作。
二、建議
（一）無論學術研究或是相關法案皆不宜僅以結構功能主義的「和諧」或是「功能」
角度來看待教師組織，而應兼容互動論與衝突論的觀點。因此現行教師法的
相關法條宜有適度的修正。
（二）教師組織往往能反應現場教師的實務經驗與觀點，並能提供專業與可行的建
議，因此應將教師組織納入教育政策的決策機制中，至少應使其成為積極的
諮詢者。
（三）教師組織的運作取向將直接影響到教育體系的運作與成效，因此中央政府宜
與教師組織建立伙伴關係，而非以指揮者的姿態出現。
（四）相關可能形成與教師組織對立的因素，中央政府宜盡速規劃出可行的方案，
特別是伴隨工業化巨輪的推進，教師在薪資與社會地位的優勢地位勢必將受
到影響。再者，教育改革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亦需顧及教師的負荷量，以免
造成教師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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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ponding the debate of the issue of profession generated by interactionist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and Marxists,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discover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ritish teachers’ associations. Five dimensions of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identified after literature review, including the reasons for joining teachers’
associations, their segments, services, orienta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organizational goals or policies. Data collection was conducted by interviewing sixteen
informants who included twelve senior officers from the top six teachers’ associations in
England and Wales, two headteachers, one teacher and two researcher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 terms of fighting for teachers’ interests and rights, teachers’ associations had
been moving into an arduou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is new era, the space that they could
operate was much difficult in terms of being constrained by the law, a powerful New
Labour government, the institutionalized mechanism and etc.
Keywords: teacher profession, teacher association, new Labour Party
附錄一
1. The relation between TAs and educational interests groups:
a. What kind of issues will your association need supports from educational interests
groups or parties?
b. What kind of educational interests groups and parties does your association need to
cooperate? Why? How? When?
2. Types of TAs:
a. Shall your association be industrial-oriented or professional-oriented or both?
b. Have your association employed industrial action? Why? When?
c. Why do teachers join your association? What are their main needs?
d. Are there any sub-groups in your association? Why do they develop? What is the
impact driven from them on your association?
3. TAs' administrative ways and modes:
a. What is the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of your association?
b. Who decides your association’s policies? How are these policies formed?
c. How do the members participate in the policy-making?
4. TAs' participation in nation-wide policy-making:
a. What is the position of your association in nation-wide policy-making?
b. How does your association participate in nation-wide policy-making?
c.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your association, senior educational officers and
MPs? How does your association develop this relationship?
d. What does your association react the unexpected education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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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As' autonomy and fighting for teachers' rights:
a. Shall your association totally independent? Why? Where is your association’s
finance from?
b. What are teachers’ main interests? How does your association react towards these
interests?
c. What kind of strategies will your association employ in order to fight for teachers’
interests?
d. What services does your association provide its members?
6. The relation between TA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 What actions does your association take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 Is any specific committee in charge of this issue?
c. How does it develop relevant plans?
d. What does your members react such plans?
7.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GTC（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a.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As and GTC?
b. What functions of GTC do you ex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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