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族群複雜性與殖民主義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東南亞是族群狀況極為複雜的區域，更因為殖民主義而益形複雜。大量的人類學、歷史學和政治思想和理論，都致力於理解這個情況。如欲梳理這些族群複雜性，有種方法是分成兩種基本種類：原生的（indigenous）和多元的（pluralistic）。原生的族群複雜性因年代久遠，可能長達數千甚至數萬年之久，隨著各種語言族群慢慢在東南亞成形，或者因遷入及途經東南亞而發展起來；這些族群在和平或非和平的狀況下遷徙時，會發生進一步的分裂、混合和調適。民族學家和史前史學家試圖透過各種方式，來釐清這種原生的族群複雜性─藉由討論各種不同的調適模式：高地模式和低地模式、優勢族群和弱勢族群、各種語言族群等等。這些研究工作從殖民統治時就已展開，而在後殖民政權下依然持續進行。在大陸東南亞，學者最喜歡提到的例子就是寮國。寮國聚集了非常多的原住民弱勢族群，其規模相當於住在低地的主流族群，依傳統上對居住地區的高低海拔劃分，他們被分為低地、丘陵和高地族群。這種三級系統雖然再也不是官方分類，但依然繼續被沿用。在族群聲望方面，低地族群最高，高地居民最低。 101 今日的東南亞族裔群體在島嶼東南亞國家，包括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所屬婆羅洲在內，原生的族群複雜性就跟大陸東南亞一樣，甚至更複雜。例如，印尼就是世界上族群最多元的國家之一。事實證明，我們很難用族群的角度來描述其特性。曾經有一段時間，普遍流行著依據地理、生態和歷史的基本差異，將印尼區分為內印尼（Inner Indonesia）和外印尼（Outer Indonesia）兩個地區。內印尼由爪哇島和峇里島組成，這裡有肥沃的火山灰土壤、集約的水稻種植，且人口密度較高、族群多樣性相對有限（爪哇人、峇里島人以及少部分原住民族）。相對地，據說，外印尼的特性是土壤較貧瘠、普遍採行游耕、人口密度較低、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更多元的族群。雖然這種區分方式，有助於解釋印尼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差異，但難免過度簡化。我們後面將回來討論原生的族群複雜性。族群與多元相斥社會本章關注的焦點是族群複雜性的另一種型態：族群多元性。這個概念特別指的是（最初的）移民或非原住族群；同時也意味著不同族群扮演著不同經濟和社會角色。正是因為殖民主義而大幅增加族群複雜性。英國的殖民主義理論家傅尼凡帶給我們「多元相斥社會」（plural society，又譯「複式社會」）的概念。傅尼凡從經濟觀點，提出有關緬甸和印尼殖民主義的論述，並指出這個概念特別適合這些國家（Furnival [1939] 1967, 447）。多元相斥社會是指由多種族群組成的群體，但由其中某個群體所掌控。他也指出，多元相斥社會中的規則，有可能在不同地方、發展出不同的社會型態，例如在美國南部或加拿大部分地區，但這些社會型態也大多具有殖民主義歷史。 102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多元相斥社會中的各個族群「和而不同」（混合但不融合）。不同族群僅限於在交易市場彼此互動，但每個族群各自住在不同的地區。每個族群的主要行業都只參與一種（最多幾種）特定的經濟活動。他們除了都屬單一政權的一部分之外，都是各自獨立的社會。隨著時間推移，這種隔離狀態依然存在，幾乎沒有發生同化（assimilation）或濡化（enculturation）。多元相斥社會是階層化的，由其中一個族群掌管其他族群，而在殖民地多元相斥社會中，這個主導者就是來自歐洲的統治者。我們只能用最簡單的經濟語彙來說明這種模式，此外，並沒有共同的階層化模式。例如，關於馬來西亞，通常會提出（或許過分簡化）的說法是：華人擁有經濟權力，馬來人擁有政治權力，而印度人則兩者都沒有。多元相斥社會這個概念，是來自社會科學的兩種主要且相對的族群模型之一。另一個模型是「大熔爐」，特別適用於美國，而且也曾是美國人流行的政治詞彙。其基本概念是，當人們移居到美國就會迅速被同化─或者至少應該會。族群認同可能在一個世代之後依然存在，或者成為個人認同的一部分，但已不具社會意義，除非在某些地方發生了種族區分或（程度較輕）宗教區隔。強大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潮流，首先會推著這些移民成為尋常的老美國人。這是美國人的基本信條之一，雖然每隔一段時間（正如現在）就會掀起反移民情緒熱潮，包括反對某些移民留在美國，且擔心他們將來不會同化於美國社會。當然，正如學者們長久以來所指出的，大熔爐模式是過度簡化的說法，其意識型態的成分遠大於社會的實際狀況。但顯然，當傅尼凡對族群的討論提出了這種有別於前人的模式時，他已做出了某些貢獻。更近距離且更晚近研究族群複雜性的學者，也對傅尼凡的多元相斥社會概念提出批判。有一類評論說他過度簡化了這種情況─殖民地社 103 今日的東南亞族裔群體會的經濟及社會組織有多大程度上是沿著族群界線而籌組建立，以及這樣的分工有多大程度依然存在，且很少或根本沒有發生變遷。另一條批評路線指出，這個多元相斥社會模型非常不重視經濟階級的重要性，經濟階級並不是僅僅依循族群差異而有所區分，或是反映出族群差異。這個模型把我們的注意力導向別的地方，脫離了以下觀點：即族群在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存在內部的差異性，而且不同族群也可能同屬一個階級。這些論點常以非常抽象的理論術語來陳述，但最好透過以下更詳細的個案研究來檢視。在一定程度上，早在歐洲殖民主義到來之前，傅尼凡等人所描述的族群複雜性就存在於東南亞。來自中國、印度和中東的商人，早在歐洲人之前的好幾個世紀，就已來到東南亞各國，其中有些人在港口城鎮及都市建立了社區。當地的東南亞統治者看上他們所能提供的經濟（或軍事）服務，普遍歡迎他們的到來。這些外國商人居住在自己的社區裡，並根據各自的風俗習慣自我管理，只要他們不會在自己社區裡裡外外涉入衝突，或製造麻煩。早期的歐洲殖民政權就套用了這種模式。儘管如此，隨著歐洲殖民政權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發展成形，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也發展到了空前的程度。然而，泰國（當時的暹羅）也發展出多元族群社會，顯示殖民主義並不完全是一個必要條件（Skinner 1957；Wyatt 1984, 237, 417-18）。但這裡應該記住的是，暹羅從 19 世紀中葉開始發展，此後就受到鄰國殖民主義的強烈影響，政府僱用歐洲籍顧問和官員，接著採取類似殖民主義的政策。因此，族群多元性在暹羅茁壯起來，這是基於東南亞各地共同的根本經濟原因：因為它有利於貿易和經濟發展。另一個問題是，傅尼凡在提出多元相斥社會的概念時，他對原住民族的族群多樣性卻沒有太大興趣，但原住民族的多樣性，一直是東南亞 104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的主要議題；而他反倒關心外來族群的情況。這些形塑東南亞國家成為多元相斥社會的外來族群，來自許多地方。有些歐洲人在殖民統治下，主宰了當地政權，但為數最多的外來人口是來自各地的亞洲人，尤其是來自印度和中國，特別是中國 1。雖然或許不難看出為何多元相斥社會的概念適用於這些殖民政權，但若將它當做檢視後殖民主義政權的方法，卻仍有所不足。馬來西亞境內的多元相斥社會傅尼凡所描述的族群複雜社會，整個東南亞國家或多或少都發展到一定程度。由英國的前殖民地馬來亞和北婆羅洲，在 1963 年所組成的馬來西亞，是最發達或最極致的例子。身為帝國主義者，英國人在整個帝國屬地都容忍、鼓勵或積極從事移民人口的出口及進口。其他殖民國家確實也這麼做，但程度比較輕。一方面，在東南亞的各殖民大國當中，英國似乎最大力支持多元化政策；這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在印度的長期經驗，已了解其族群和社會複雜性，並有信心做好管理─至少在他們度過了 1857 年大規模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的創傷之後。此外，英國人也準備取得能夠滿足其勞力需求的印度人力，以促進他們在東南亞殖民地的發展和商業。但英國人也招募、鼓勵並促進了大批華人從華南 1 原註：在東南亞的印度人和華人至今依然常被稱為「海外」族群（如海外印度人和海外華人），用來區隔當地的本土居民。有趣的是，這個概念並沒有包括住在東南亞的歐洲人，或者定居在南美洲、澳大利亞等地的殖民者 ─這些人都不會被稱為海外英國人、愛爾蘭人、德國人或義大利人等等。此外，社區建立的時間似乎並不重要。其含義是，儘管到美國、澳大利亞、南非和其他地方的歐洲等移民人口變成美國人、澳大利亞人和南非人，但海外華人和印度人在歷經幾個世代之後，仍然是獨特的族群，而這些事情只發生在部分東南亞國家，其他國家卻不。儘管這看起來可能是一種貶詞，但「海外」一詞依然用在各個地主國的學術及官方語言中。這大概是因為來自中國的移民在海外商業發展方面一向很成功，而印度人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近年在高科技產業擔了任工程師和開發人員的重要角色。 105 今日的東南亞族裔群體沿海各港口遷來。在馬來亞，華人首先定居在沿海的貿易殖民地，然後進入馬來半島的各個蘇丹國；有些是在英國統治之前就來到這裡，但大多是在英國統治之後才來的（Purcell [1951] 1966）。對於在馬來亞打造多元相斥社會這件事，英國人帶有幾個特別動機：馬來亞擁有豐富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特別是錫礦和木材，然而，它並沒有辦法提供大量或有充分意願的原住民人口，以支持英國發展其殖民經濟所需的勞動力。而且英國人認為，就算當地的馬來人口數量充足，他們也並不適合從事經濟方面的所有勞動工作。英國人覺得馬來人滿足於傳統村落生活，以種稻、園圃和捕魚為基礎的農村生活型態，因此他們對於受薪工作的興趣不大。他們是「大自然的紳士」，有時也以此自稱。而且，即使他們需要或希望離開村莊工作以賺取薪資，但只要讓他們大體維持傳統的生活方式，也有助於促進政治穩定。有些人依自己的階層高低，以各種管道進入殖民政府任職。部分馬來人也從事貿易，但無法與華人匹敵。因此，在馬來亞的印度人和華人數目增加很多。但當殖民統治結束，有些印度人回到印度，華人回到中國後，就可看到馬來亞的族群結構已經有所不同。1957 年，英屬馬來亞獨立那一年時，馬來人占了總人口的 50％，而華人占 37％，印度人占 11％（與現今的數字有點落差，儘管馬來人依然占總人口一半）。無論從相對數目或其他方面（稍後討論）來看，馬來西亞依然是世界上相對多元的國家之一。現在讓我們更仔細檢視華人和印度人（Jain 1970，xv）2 的狀況。 2 原註：關於在馬來西亞和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印度社區，請參閱 Sandhu and Mani（1993）。 106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印度人在馬來亞雖然東南亞各國都有印度人，但以英國前殖民地的緬甸、馬來亞和新加坡為主，在那裡的印度人數至今依然最多。緬甸直到 1937 年以前，都還是印度的一省，所以開放來自印度次大陸的移民遷入此地。在整個殖民時期遷入的印度人，有的成為勞工，有些也擔任職員和各種職業。相對地，大多數來到馬來亞的印度移民，都是在兩國的殖民當局有組織的安排下招募而來。在這項措施停止之前，招募而來的印度人到這裡主要做為契約勞工。這表示他們為了換取入境許可，必須簽約以特定方式、在一定年限內、以特定工資，來為特定雇主工作。在此之後，才發展出較不強制且較不剝削的契約聘僱形式。南印度人是種植園的第一線種植園是殖民地早期所建立的主要獲利手段之一。早在英國人在馬來亞的邊境地帶建立第一個殖民地，就比照他們在其他熱帶殖民地所做的事，著手開闢種植園；而在他們於 19 世紀後半葉進入馬來半島後，就出現了大規模化的發展。在闢建種植園的過程一開始，他們嘗試過各種不同作物，包括甘蔗、茶葉和咖啡，卻沒有任何一種能像在其他地方那麼成功。到了 20 世紀之交，由於來自汽車產業的需求迅速發展，種植園主決定種植新的作物 ─橡膠。沿著馬來半島西海岸延伸的內陸丘陵地帶，由於降雨而具備良好的水源、排水系統或天然排水條件良好，並有充足的土壤；再加上土地的取得也沒有太大問題，因而成為理想的橡膠種植地。馬來人口集中在最北部的平原，以及較低的河谷和沿海地區。馬來亞的原住民，有些是狩獵採集者，有些是耕種者，他們占據了內陸的丘 107 今日的東南亞族裔群體照片 4.1. 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加厘島（Carry Island, Selangor）上的大型油棕種植園， 1981 年。陵和高山地區。但兩者的土地權都無法獲得政府承認，因而經常被迫搬遷。西馬來亞因而成為全球橡膠種植的重鎮之一，且持續至今；儘管近幾十年已有部分橡膠被油棕所取代（參閱照片 4.1）。除了找到最適合的作物之外，英國人還必須選擇最適合的勞工。他們先後嘗試和比較了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爪哇人等各族群的勞工（Sandhu 1969, 55）。雖然也可以找當地馬來人來做，但英國人認為他們沒有意願努力工作，至少就種植園主所願意支付的工資或所需要的數目而言。由於當時各方對於讓爪哇人來此工作有不同意見，荷蘭政府因此對招募和遷徙加以設限。一般認為華人最有能力、勤奮、技術好、適應力強、且願意從事任何被雇主所要求的工作─雖然對這種高度重複性的種植園勞力工作而言，這些特質並不必然是殖民者所希望的最佳組合。事實 108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上，在考量各種因素後，英國人認為印度本地人是相當理想的。但究竟是哪些印度人？在綜合衡量所有因素後，他們最終認為來自印度南部的泰米爾人（Tamil）等族群堪稱最佳選擇─具體來說，根據歷史學家桑德（Kernial Singh Sandhu 1969, 56）提出的這種觀點是：「在印度次大陸族群中，印度南部的農人，特別是賤民（the untouchable）3 或低階種姓的馬德拉斯人（Madrasi），被認定是最令人滿意的勞工類型，尤其是輕鬆、簡單的重複性工作。他們具有可塑性，在監督下工作表現良好，好管理」。這些南印度人不僅被招募來種植園工作，還負責幫馬來亞修建公路、鐵路等基礎建設。但在 20 世紀，橡膠種植園跟大量來到馬來亞的南印度移民具有特殊且強烈的關聯。種植園常被稱為莊園（estate），在馬來亞等地是指一種生產方式或農業運作模式，種植園有許多共同特質，有些是眾所周知的，有些則否。把這些特質分開來看，都可在其他型態的種植、生產或組織中找到，但把這些特質放在一起，則可以用來界定馬來亞的種植園。簡言之，這些特質如下： 1. 種植園所專注生產的農作物，是為了銷售以賺取金錢，而非為了生計。雖然也常見種植生計型作物，但這些活動非常不重要。 2. 種植園的規模很大，創建和維護種植園所需的投資金額，以及經營它們所需的勞動規模都很大。在馬來西亞，種植園顯然有別於「小園主」（smallholder）形式的經濟作物種植。 3. 它們通常是高度專業化的單一作物經營模式，換言之，致力於單 3 編註：賤民又稱旃陀羅，占印度總人口的 15％，傳統中只允許從事非常卑賤的行業，且其他種姓不可跟他們有性接觸。 109 今日的東南亞族裔群體一作物的生產（棉花、甘蔗、茶葉和咖啡是幾種知名而較老式的種植作物；近期在東南亞以橡膠和油棕為主）。生產活動通常也包括作物在被銷售出去之前的加工或碾磨。他們往往依靠永久定居的勞工（而不是季節性或移居性），而且往往是常駐的勞動力，通常來自各地、以各種不同手段招募或取得，或許過去當過奴隸，後來變成契約工或自由勞工。 4. 種植園組織是階層化的，以圖像來表示就是金字塔型態。最上端是通常稱為大農場主人（planter）的園主或管理者；其次是中間層級的員工；底部是從事清理、種植、除草、收割和加工的工人或勞工。這種組織模式會產生各種必然的結果，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社會地位，以及住家建築格局的差異。 5. 社會階層往往也帶有種族或族群層面：位居高端的種族或族群有別於中層階級者，而這兩種人也有別於位居底層者。 6. 發展成熟的種植園往往被稱為全面管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s）。這意味它們是一個封閉的世界，統管裡面每個人的生活，用極端一點的比方，就和監獄、集中營和庇護所沒兩樣（Goffman 1961; Jain 1970, xviii，297）。「馬來亞老兄莊園」裡的族群面貌印度的社會人類學家賈殷（Ravindra Jain）為馬來亞橡膠種植園的社會和文化提供了最好和最詳盡的介紹（Jain 1970）。到 1960 年代初期，在賈殷研究西海岸馬六甲州一座由歐洲人經營、他稱之為「馬來亞老兄莊園」（Pal Melayu Estate）的大型種植園時，馬來亞的橡膠園自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建立以來，有些事情已有所改變。種植園裡的印度人不再幾乎全都是單身男子，家戶成為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單位，好 110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幾代印度人在此地出生、在種植園裡長大成人。更大的變化是，馬來亞已從殖民統治中獨立，儘管當時獨立才不過幾年時間。馬來亞老兄莊園所在地區的 12 座種植園，全都由企業所擁有。其中 7 座操在歐洲人之手，而有 5 座的業主是華人。工會和民族主義運動開始成形，印度人從種植工作逐漸轉換到其他職業並進入城市。工作條件和福利已有所改善，但種植園及其生活的許多基本特性依然跟早期一樣。賈殷發現了在南印度社會和馬來亞的大型莊園之間的相同和相異之處。種姓制度並沒有被拋掉，但這兩地的情況並不會且不可能相同。這些來到馬來亞的印度受雇勞工，其種姓族群的種類，比他們原本在印度的族群種類要少。因為他們大多來自較低的種姓階層，包括許多來自旃荼羅（Adi-Dravida）或「賤民」階層，馬來亞老兄莊園的情況也一樣。這些遷徙者本身雖然也知道印度的儀式、社會和經濟的複雜性和義務，並曾以種姓制度的階級身分在印度生活，然而在馬來亞出生長大的印度人，對於種姓制度及其運作方式的理解，變得更加有限且更模糊。由於並不曾有婆羅門 4 遷徙到馬來亞老兄莊園或其他莊園，因此就少了種姓制度的頂端及其代表聖潔的例證。在馬來亞老兄莊園的印度人，雖然知道自已繼承哪種種姓階層，但他們的言行主要僅依循一般種姓的規範。如此一來，只剩下「非婆羅門」以及旃荼羅兩種人。這群「非婆羅門」稱為梵奈亞（Vanniar），是馬德拉斯的一種主要農耕階級。他們剛好占了過半數的勞工家庭，而且是「優勢種姓」；旃荼羅種姓則包括 4 種特定的低階族群：保隆（Pallan）、帕拉伊恩（Paraiyan）、安帕 4 編註：婆羅門 Brahmin，印度教的祭司貴族，在印度種姓制度中地位最高。他們也擔任宮廷文士、科學家、教師和公務員。在 20 世紀上半葉，婆羅門在政府某些職位領域占 75％。 111 今日的東南亞族裔群體坦（Ampatan）和瓦魯萬（Valluvan），加起來略低於總家戶數的一半。傳統印度種姓制度的某些信仰和習俗，儘管已經被調整改造過，但確實仍然普遍存在。由於當地沒有婆羅門祭司，於是最高等級的種姓成員之一就成為祭司，但這位祭司並不會服務旃荼羅種姓的成員。同樣的，不同的旃荼羅種姓之間，是允許通婚的，且也確實相互通婚；但較高階的種姓和旃荼羅之間，則從不曾通婚。到最後，一些旃荼羅除了莊園的工作以外，也會從事他們個人的職業，以賺取現金報酬。安帕坦從事理髮師和火炬手工作，帕拉伊恩是鼓手和垃圾清理員，保隆是挖墓者，瓦魯萬則是殯葬祭司（Jain 1970, 350）。莊園是多元相斥社會的縮影雖然馬來亞的印度人形成了馬來亞大社會的其中一個族群，但是馬來亞老兄莊園及類似的大型莊園本身，就形同一個小型的多元相斥社會。賈殷和傅尼凡一樣，也從種姓的角度，描述其間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由此看來，這些莊園是以 3 個不同種族為基礎構成種姓階層：最頂端的是擔任管理者和醫療人員的歐洲人；底層是泰米爾勞工，如前所述，他們內部有自己的種姓階級和規矩；介於歐洲人和工人之間的，則是亞洲人或是 kirani（馬來語：職員）的中階層種姓，他們在莊園的行政體系中擔任各種職務。和工人一樣，亞洲員工也被視同印度人族群，算是另一種印度人。印度工人是來自印度東南沿海的泰米爾勞工，亞洲員工則是早期從錫蘭（現在的斯里蘭卡）招募來的，他們受過教育、且大多是泰米爾的基督徒。後來，來自印度西南部、說馬拉亞利語（Malaylee）、且很早就定居在檳城和新加坡的一些人，也受雇成為亞洲員工。另外，來自錫蘭的弱勢泰盧固語（Telugu）5 和說泰米爾語的印度人和僧伽羅人 112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Sinhalese）也是如此。這種刻意從現有員工以外的各種族群招聘員工的普遍做法，顯然是由於莊園的歐洲管理者想要藉此避免裙帶關係和貪腐（Jain 1970, 211），然而這樣卻也助長了莊園的種姓結構成形。每個族群種姓都是封閉的，而且階級很嚴密。除了傳統上的種姓差異之外，工人也依勞動任務被分級。採收工人位於除草工人和普通工人之上，而負責招募的領班，或稱為 kanganis ，又遠遠高於前兩者。亞洲員工則視不同工作性質擁有不同的權力，有時可在管理部門做到助理經理或醫務人員，僅在經理或大老闆之下。同一種姓階層內可以做職務調動，除草工人可升為採收工人，採收工人可變成 kangani ；助理職員可成為主任職員，而助理經理可升為經理。但是，不同種姓之間則無法流動，亞洲員工或 kirani 不能升為經理，工人不能升任為 kirani（296, 438-39）。還有其他常見的種姓特色，包括儀式、社會互動、婚姻和住宅等。除了從事一些與種植園工作直接相關的活動之外，不同種姓之間幾乎很少或根本沒有公開的互動。工人沒有公開與亞洲員工進行社交活動，也不會與管理者進行任何交流。儘管不同種姓之間會發生一定程度的性關係，但婚姻關係僅限於同一種姓。反映橡膠等種植園裡的社會階級，最明顯和最引人矚目的特徵，可以從住宅和建築上的差異看出來。總經理或園主的住宅通常稱為「平房」（bungalow），許多讀者可能以為是那種只有一層樓且不大的樸素房子，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15）。那些蓋在馬來亞橡膠園裡的平房，就是該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殖民地建築形式之一（Jenkins and Jenkins 2007）。它們通常不與其他建築蓋在一起，而且被廣闊的草坪和花園所 5 泰盧固語是泰盧固人的語言，印度六大傳統語言之一，是印度第三普及的語言。 113 今日的東南亞族裔群體圍繞，園主的平房體現了種植園階級的領導地位。在那些設有分區經理或助理經理的大型莊園裡，也可以看到更多平房（參閱照片 4.2）。接下來是亞洲員工和勞工的房子。如你所料，亞洲員工的房屋也跟勞工或園主的平房分開設置，且其規模和品質都屬中間水平。橡膠莊園建築中位於低端的是工人住宅。由於房子通常排成一排，因此被稱為「勞工線」（labor line），一間獨棟房子稱為一條線，有些是獨立結構，有些則是半獨立結構，還有些是相連接的（排屋，參閱照片 4.3）。房屋一般都很小，通常是由每家種植園或其分區統一建造，無法擴建或修改。房屋也由種植園裝修並分配給員工，當時是依不同種姓做分配（Jain 1970, 13-20）。假如說像「馬來亞老兄莊園」裡的社會或經濟流動性很小，那麼各照片 4.2 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加厘島上某種植園經理的平房，1981 年。 114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照片 4.3 種植園裡典型的「勞工線」住宅，馬來西亞吉隆坡，1981。種植園裡的空間流動性也很小，至少對工人來說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種植園大體是個封閉的世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勞工發現自己很難擺脫莊園的限制。「只要他留在馬來亞，種植園苦力的空間移動和職業流動，就會受到嚴格的限制。」（Jain 1970, 295）雖然工人可以從某家種植園換到另一家工作，但凡是由歐洲人所擁有及管理的產業，其實換一家也沒有太大不同。除了出於距離和交通工具的限制而難以外出，他們確實也沒有太多理由需要離開莊園，除了偶爾拜訪親戚朋友，或是參加鄰近莊園的節慶活動，或去當地小鎮度過週末夜晚以外（只允許男人這麼做），所有莊園都提供了生活所需和基本設施，每座莊園都有一座或數座印度教寺廟和神龕，專門奉祀其中一尊重要的南印度神祗，也有診所、學校和食品、小吃、棕櫚酒和時興的 Ekor （三 115 今日的東南亞族裔群體位數彩票）販賣店（113-17）。莊園族群的變化與發展如前所述，賈殷在 1960 年代早期從事研究時，種植園的情況已與戰前有所不同。馬來亞已經在 1957 年獨立，馬來西亞即將誕生（1963 年成立）；歐洲人經營的大型莊園依然採取家長式管理，而且依然是部分封閉的社區，但以族群為基礎的政黨和某種程度的工會也開始出現。另一項在 10 年後針對歐洲人經營的大型橡膠莊園的研究，顯示了進一步的變化。在化名為「橡膠園」（Ladang Getah）的橡膠莊園中，保羅．威比（Paul Wiebe）和梅瑞亞本（S. Mariappen，出生並成長於該莊園）的研究指出，最顯著的特徵即是其勞工種族的結構。其戰前時期的勞工都是印度人，但此後即有許多馬來人和華人開始取代他們。到 1973 年，該莊園共有 218 名印度勞工、245 名馬來人和 12 名華人勞工（Wiebe and Mariappen 1979, 25）。莊園依然是多元相斥社會的縮影，但族群多元主義的形式已普遍取代種姓差異，並且也不再強調種姓差異。而原來屬於低下階層的旃荼羅族群的勞工線住宅已被拆除，且家戶混居而不考慮種姓。然而，不同族群（印度人、馬來人和華人）的成員仍然分別住在各自的勞工線住宅，而且在各個生活層面大多仍各自獨立，奉行不同宗教、說著不同語言、讀著不同報紙。在後殖民時代，各種改變仍持續發生。拜教育政策之賜，如今幾個世代的馬來西亞印度人已經能說標準的馬來語，也就是馬來西亞的國語，也能說他們的泰米爾語或其他本土的南亞語；就讀中學和大學的機會增加了，種植園等勞動工作以外的就業機會也隨之增加。隨著這種種發展，種植園已不再是殖民時期（某種程度上也包括後殖民時期）那種孤立封 116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閉的社會，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加了。過去靠步行、騎自行車或搭本地公車的印度人，現在都擁有摩托車、速克達，有些還擁有汽車。到了 1980 年代，橡膠產業發生了變化，原來被橡膠園占據的大片土地已轉為都市發展、市郊社區住宅和工業區，蓋滿了生產計算機、電子設備等高科技工廠。橡膠產業更具競爭力和更高度精製，邊緣地區的種植園全部或部分被迫關閉或轉型種植油棕。由於莊園的種種的變化，以及原有工作被其他族群所取代，也帶來一個最引人注目的改變，就是南印度人的大規模都市化行動，尤其是在吉隆坡和西海岸各城市周邊的廢棄錫礦區，建立起大規模私自占地居住的聚落（Rajoo 1993）。華人在馬來亞華人社群在東南亞的形成和發展，比印度人更複雜，也因此更不容易說清楚。在這整個地區，如今已有更多華人，擴散到更大的地域範圍，為了生活做更多種類的工作。定居於此的華人，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特別是宗教差異）也很廣泛，並隨著時間推進，對他們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儘管如此，就整個東南亞的大範圍而言，依然可以看到其間的共同點。為了讓讀者更容易理解華人在東南亞的經歷，我們從相似性和差異性兩方面來說明。就人口數而言，現今在東南亞的華人絕大多數是城市人口，這點與家族企業尤其有關，但這種觀察忽略了許多變化。以下我們馬上就會看到，馬來西亞也有大量的鄉居華人。根據不精確的統計數字，目前約有 4,000 萬華裔人口居住在東南亞 117 今日的東南亞族裔群體各國，使得這個區域成為目前全球最大的華人海外定居中心。華人遷入東南亞的這種移動，被視為是中國向南擴張的進一步發展。如前所述，與緬甸、寮國和越南接壤的中國南部各省的原住民族，許多同樣也住在這些國家和泰國北部。華人族群（或漢族）也從中國西南部透過馬幫路線，陸續進駐東南亞國家北部，有些人只是來做生意然後就返家，有些則定居下來。但東南亞絕大多數的華人移民，是經由海路而非陸路而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主要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省份，特別是廣東和福建，這些地區跟位於南方的東南亞有著非常完備的接觸歷史；儘管第一批華人在此定居的時間點尚不確定，但華人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至少比歐洲人首次進入該地區還要早上數百年（Purcell [1951] 1966, 15-30）。在馬六甲，早在葡萄牙時期的 16 世紀初，就已出現華人貿易的村落（238-41）。歐洲殖民主義發展與華人移民之間的關聯非常緊密。歐洲人很早就認識到華人的經濟價值。華人進入東南亞各國的最大移民潮，出現在 19 世紀後半葉以及 20 世紀初期，這也是殖民主義發展的高潮。正如世界各地的華人移民一般，大多數移民來到城鎮，其中會有許多人留下來，形成族裔圍地（ethnic enclave）。沿海一帶，尤其這些地區的主要商業城市，包括新加坡（成為以華人為主的城市）、曼谷、西貢、雅加達和馬尼拉，形成了華人族群人口最多的地區。為軍事目的發展出的華人「新村」在馬來西亞半島的西海岸，族群的複雜性在此發展到極致。這裡擁有最大的城市、錫礦和大部分橡膠園，而這些全都關連到殖民時期的移民和定居。大多數華人因此定居在半島馬來西亞的西海岸各州，他們的祖先約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來到這裡 6。許多人開始在城鎮裡開店 118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或從事貿易；也有許多人陸陸續續在村子裡闢建了自己的農場，有的成為種植經濟作物的小農，有的成為橡膠園的挖掘工或勞工，有的成為錫礦工人和伐木工人。到了 20 世紀中葉，已可見華人聚落散布在馬來人聚落和大型橡膠園及錫礦場之間（Strauch 1981, 62）。接下來，在 1948 年到 1950 年之間，西海岸農村各地的華人聚落發生了劇烈的質變，以因應當時發生的「緊急狀態」（Emergency，馬來亞官方用來指稱戰後的共產黨叛亂）。這場動亂源自二次大戰期間的反日抗爭，轉而發展為反殖民運動。1948 年，馬來亞共產黨變成以內陸森林高山地區為基地的恐怖主義運動，特別針對住在偏遠種植園的歐洲人進行暗殺，並攻擊英國其他孤立的前哨站。殖民地政府因而發動一場全面軍事行動，而他們要對付的這群動亂分子，主要就是華人。一般華人族群對於馬共的支持，究竟有多廣泛或深入，我們不得而知；但政府反恐工作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基於一項假設：森林游擊隊依賴農村給予食物等支援，因此，戰略上必須切斷各項供給來源；而據政府的推測，馬共的支持來源並不是馬來人村莊，那麼就只剩下孤立的西馬原住民以及華人社區，因此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鎖定各地農村的華人（Strauch 1981, 60-62）。據了解，布里格斯計畫（Briggs' Plan）7 包括將散居各處的村民包圍起來，再把他們遷移到有圍籬及守衛的聚落（Strauch 1981, 63）。居民白天仍可工作，但必須在晚上宵禁之前回來。該計畫實施於 1948 年至 1950 年，屬於一項軍事行動，並且是本著這種精神執行，而不 6 原註：住在馬來亞東部各個州屬的華人，遠比該國其他地方少得多，因為殖民經濟並不需要或並不能吸引他們─ 那裡既沒有錫礦，也沒有橡膠園或伐木公司。在某些地方，例如吉蘭丹平原，建立了僅能由馬來人取得土地所有權的馬來保留地。儘管如此，華人仍採用了同樣模式，在農村和城鎮中打下基礎。吉蘭丹州的每個人都知道，當地有兩種不同的華人亞群，第一種是較早來到此地、沿著吉蘭丹河做生意及務農的華人，第二種則是稍晚進來、在城鎮經營商店的華人。 7 編註：由英軍軍事指揮官陸軍中將布里格斯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Rawdon Briggs）所訂定而命名。 119 今日的東南亞族裔群體是為了國家建設或社會發展。「緊急狀態」於 1960 年底正式宣布結束，但圍籬已在 1958 年先行拆除。布里格斯計畫最終成為一次成功的反叛亂行動的教學案例，並啟發了後來越南戰爭中的「戰略村計畫」（strategic hamlet program）。史考特（James Scott）也在《看似一個國家》（Seeing Like a State ）這本書中指出，「新村」（New Villages）8 的軍事成功，為戰略和集中安置移民做出貢獻，也成為馬來西亞聯邦土地發展局（Federal L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FELDA）後續各項計畫的典範，該計畫是後殖民時代的馬來農村對抗貧窮、促進發展的中心支柱─唯一差別是聯邦土地發展局的馬來人重新安置計畫，並沒有用圍籬把人民關在裡面（Scott 1998, 190-91）。這裡的重點是，對農村華人的大規模重新安置，堪稱馬來西亞多元相斥社會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這是人類學家兼華人研究專家史陶荷（Judith Strauch）在她一篇長度接近一本專書的論文中，對於馬來西亞「新村」和華人政治發展所提出的核心論點。她的研究重點在於針對霹靂州（Perak）的一個新村，做長期的民族誌研究（當地的安置措施一向廣為人知），她稱之為「山村」（Sanchum）。她提出了幾個核心觀點，首先是牽涉其中的人數變化和比例都很大。根據 1952 年官方的政府年度報告，從 1948 年到 1950 年，有 461,852 人遷至 509 個新村。後來的可靠研究將這些數字提高到 78 萬人和 574 個村莊（Strauch 1981, 63）。這個數字可以拿來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送進拘留營的約 10 萬名日裔美國人相比較，它也占馬來亞聯邦總人口的 10％左右。其次，這種改變是永久的。1958 年，圍籬被拆除了，住戶可以自由離開，但確實有很多人基於各種原因而留下。對於這些被關在新村的華 8 編註：指布里格斯計畫中，將數十萬農村居民集中遷移以方便監視管束的華人新村。 120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人，貼上了「擅自占居者」（squatter）的標籤，因為他們所占用居住的土地，並沒有獲得任何合法或被認可的習慣權利，因此也拿不到任何補償。史陶荷表示，政府使用「擅自占居者」這個詞，主要是基於意識型態的理由，而且將重新安置的華人全部都視為擅自占居者的說法是不對的，雖然有些人確實是如此（62-64）。儘管如此，許多華人已經回不去原先居住的地方，尤其對許多農民來說這是個大問題 9。此外，儘管環境和品質欠佳，但新村已經成為真正的社區。人們原本建造了臨時棚屋，但之後蓋了更好、更耐用的房屋。他們建立起小企業，發展出農場或其他職業，或者被聘為橡膠莊園工人或伐木工人。擁有商店和學校，也有交通工具可達其他地方。有一些新村遭到廢棄，但大多數新村直到 1980 年依然存在，而且可能到今天還在，有的成為獨立城鎮，有的成為大城市的一部分（65）。史陶荷所提的第三個論點是，雖然新村的建立和發展具有正向意義，但也使得大部分農村華人被集中起來。在建立新村之前，農村華人社區是散布在橡膠莊園及其周圍的馬來人和印度人之間。設立新村的目的，是要讓華人跟共產主義游擊隊叛亂份子隔離開來，但結果也將他們跟非華人鄰居相隔離。截至 1970 年代末，「山村」居民與周圍一帶的非華人社區的互動不多，除少數馬來政府官員外，該鎮本身完全是華人。這裡有個相關問題是，在附近大約 600 個成為新村的村落和城鎮中，「山村」究竟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也許不可能會有明確的答案，但史陶荷確實拜訪過許多新村，顯然她認為「山村」並不是獨一無二的（65）。 9 原註：在馬來西亞，尤其是在西海岸的都市或都市周圍區域，由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的非法占有，是受到政府普遍容忍甚至支持，這雜揉了人道主義、務實和政治理由（事實上，非法占有替代了無家可歸狀態，正如我們也可在美國見到的）。 121 今日的東南亞族裔群體照片 4.4 馬來西亞吉蘭丹州的巴西馬士（Pasir Mas），沿著商業中心的主街上，多是馬來西亞華人的商店及馬來人的三輪車，1984 年。東海岸的多元相斥社會針對這一觀察，任何熟悉馬來西亞的人都可能會說，城鎮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由某個族群組織起來的，而城鎮的商業中心由華人所主導。我曾在吉蘭丹平原的巴西馬士（Pasir Mas）住過好幾年，該市及其他城鎮就是這種情況（參閱照片 4.4）。鎮上的固定店面主要都是華人經營的，但也有馬來人、印度人及幾家阿拉伯人或巴基斯坦人的家庭商店混雜其中，而且這些商家的大部分顧客都是本地以及來自周邊鄉村的馬來人（Winzeler 1985）。露天市場裡的小攤販則主要由馬來小販和商人所組成。在砂拉越的市場與行政城鎮也可以看到很多同樣的情況，如倫樂（Lundu）和拉叻（Dalat）─位處河岸邊的小地方，一百多年來幾乎沒有變化，可能就如同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筆下的 122 第四章當代東南亞的族群複雜性婆羅洲小說所描寫的。這些城鎮又是族群混居，周圍大多是達雅人和馬來人的村莊，達雅人與華人的通婚則是司空見慣。在西部的砂拉越和吉蘭丹平原，也存在著許多長期定居的農村華人村莊，因為華人在這兩個地方都沒有被隔離安置到新村去 10。在兩個極端的族群模式中，這些地方都更偏向多元相斥社會的這一端，而不是大熔爐的那一端，半島馬來西亞的西海岸一帶尤其如此，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似乎依然會是如此。然而已發生的族群融合將會持續下去，人們也普遍更能彼此相處且互助合作。 10 編註：在砂拉越確實因為砂拉越共產黨的騷亂，而於 1965 到 1974 年間設置 3 處新村，包括古晉往西連（Serian）路上的新生村（Siburan）、來拓村（Beratok）與大富村（Tapah）。其餘砂拉越農村居民均未受到政府強制遷移，卻也不乏鄉村經濟受到共產黨影響，而轉往城鎮謀生的情況。 123

東南亞：族群複雜性與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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