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罗浩 学号：23307100064 专业：经济管理试验班 迷蒙的强国之路：历史阴霾下混沌复杂的社会控制模型 ——读《强社会与弱国家》有感 1.读书笔记其实没有所谓的固定格式，你这篇读书笔记从格式和 内容上说，在我看来，已经是非常好的那一类了。 2.好的读书笔记至少要写清楚作者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即已 有研究的缺憾是什么）、如何研究的（理论或者说分析框架，即 说明要素与机制）、得出的结论。能写到这一步已经算是不错的 读书笔记了，说明读者读懂了内容。 3.如果在 2 的基础上可以更进一步，有自己的想法，结合其他案 例进行分析与拓展，甚至可以提出作者研究中没有考虑到的关键 因素或者机制，那就是一篇非常好的读书笔记或者说是小论文 了。 4.综合来看，你这个读书笔记首先结构上很清晰流程，内容上也 符合我刚刚说的几点，真的非常不错了。 一、 导论 1.1 书籍中心问题 作者围绕“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存在强国家与弱国家的分野”的核心问题，试图从社 会结构与国家能力的综合角度解释包括为何第三世界国家中统治者驱使民众按其意愿行事 时面临的困难如此之大、为何少数国家比其他国家做的更好、社会组织抵制国家的努力会 对国家本身产生怎样的后果等问题，并解释关于国家机构广泛建立与实际绩效严重脱钩、 领导者有意削弱能增强政策效果的国家机构的两个悖论。 1.2 书籍论述框架 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并未如人们想象中的强大，国家需要与广泛深入的其他组织争夺社 会控制权力。殖民帝国和世界市场的介入粉碎了地区原有的社会控制网络，改变了传统的 个人策略，而殖民者的选择将会使以后的历史产生决定性的路径方向：殖民者建立集中或 不集中的社会控制，则会在独立之后使殖民地国家继承这种社会控制强度，并给国家带来 较强或较弱的社会控制与国家能力。 碎片化社会控制的社会中，国家需要通过建设国家机构，动员社会而实现政策目标。 然而国家机构常会形成自己的观点，甚至威胁领导人地位，使领导人面临“生存”与“需 求”的张力，从而采取“生存政治”。国家机构也时常会被强人利用，服务于其私人利 益。出于人的自利和“生存政治”的影响，执行者、政客与强人互相利用，互相妥协。 因而，强国家的必要条件是打乱社会，充分条件是正确地历史时机、一定的外部威 胁、独立的官僚体系、领导人的才能。 1.3 阅读目的 通过阅读这本书理解第三世界国家中强国是如何做到、弱国在试图变强时存在的问题 与领导层的错误，在了解国家-社会的联系后试图分析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如何印证了 这一观点与模型，并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成为第三世界的“强国”。 二、 脉络梳理与理论分析 2.1 国家与社会关系建构 二战后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革命性巨变，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宣布脱离欧洲帝国的殖 民统治。领袖们大展拳脚开始国家建设，民众充满了乐观而兴奋的狂热。但领导人们很快 发现他们在实行宏大政策最后的效果上如此无力。国家“在池面的每个角落都泛起涟漪， 却抓不住一条小鱼。” 米格代尔提出国家的形象包括“统治者”——用强权控制社会，与“乞求者”——希 望获得忠诚与社会支持——两方面。作者定义了“国家能力”，将其划分为渗入社会、调 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特定方式运用资源四个维度。观察实际，第三世界国家前两个 维度的能力往往较强，而后两者较为脆弱。米格代尔希望打破大众对国家与政策无所不能 的超高期望与盲目乐观，进而帮助新模型的建构。 米格代尔提出“国家—社会关系模型”来解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在发展 中国家中，国家只是拥有社会控制能力的组织之一。第三世界社会控制分布与集中程度多 样性惊人，多个审判系统同时运作：社会中部落、家庭、地方宗族乃至组织化资本的组织 形式都在与国家争夺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实行政策是不同形式、规则的组织争夺社会控制 与制定统治性规则的过程，也即居民取得单一政治身份的过程。社会组织和国家对社会控 制的竞争是一场零和博弈。社会控制的总数有限，其他组织对社会的控制越多，留给国家 的就越少。社会控制越是分散在社会组织中，国家就越难建立其集中的社会控制，国家达 成自己目标的能力就越弱，这样的情况就是“强社会和弱国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策略，而一个组织群体的社会控制即是其对个人策略提供关键 要素的组织性能力。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组织格外丰富，社会控制碎片化，政府很难在其 中建立起统一的社会控制，塑造起强大的国家。其中社会控制由常备军，征税机构与法院 体系构成与实行，社会控制指标由服从、参与、合法性组成。（即控制-自愿-接受） 2.2 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 2.2.1 社会控制的剧烈变化（经济） 第三世界国家在殖民地时期深受两重力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压迫。扩张的市场 赋予了既存的蛋形人突破旧藩篱所需的强大力量，而殖民政府的政策决定了把蛋形人重新 组合的方式。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新的世界开始建立，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同世界经济建立了纽 带。土地所有权首先发生变化。规则变化的目标是促进农业生产和种植出口经济作物，新 法律使政府开始改变土地所有权，新的土地登记法颁布，乡村关系改变了。一方面大片土 地归城居地主所有而穷苦的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土地掠夺。 新的税收形式和程序正在进行。国家增加了从农民和其他人那里征收的税收，将税从 征收实物税转变成征收现金，一并阻止农村生活回到的以前状态。 新的交通模式开始创建。铁路和公路的修建加速流通和缩减成本，助长了土地集中的 趋势，引发了采矿业的大规模扩张，加速了社会变迁和旧的社会控制形式的式微。 奖赏、惩罚和符号的组合是人们生存策略的基本要素。土地所有权的转变、更高的税 收，以及铁路的修建，使旧的生存策略对于解决新问题毫无意义，蛋形人被狠狠的从墙上 摔了下来，动荡的生存策略迫切的呼唤一种新的社会控制。 2.2.2 实例分析：社会结构重塑的不同方式（政治） 塞拉利昂和以色列同处于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但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前 者始终衰败，而后者则建立了独立的强国家。殖民国家在领地的霸权形式决定了未来新国 家的社会结构与国家能力。 塞拉利昂的殖民者存在多元利益。商人建立团体游说议会加强当地安全以维护自身的 利益；国家高层从功利角度试图放弃该领地；地方官员的政治前途系于地方稳定，他们不 但需要满足商人们的要求来保证地位，又必须听命于宗主国的行政命令，因此他的目标是 维持尽可能低成本和安全的统治。 因此他们也不寻求集中社会控制，而是寻求同地方强人合作，他们选择地方酋长而不 是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们。分而治之的策略消除了酋长联合挑战权威的可能性，他们 相互竞争产生了碎片化的社会控制，使几十年后新的国家也无能为力。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却把握住了时机。由于欧洲的犹太人问题，英国同意犹太复国主义 组织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机构的主张。新的委任统治体系被建立，官方决策者由外国 权力直接任命，但地方犹太势力却可以同英国当局分享权力。权力分享可以避免直接统治 领地带来的高昂成本，英国因而大力鼓励犹太人机构并支持其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中 发挥积极作用。 之后，威茨曼的游说为 WZO（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吸纳了充足的资金。本•古里安 谨慎并有选择性的利用有限资源加强工人领袖对伊休夫的社会控制，并与犹太复国主义所 提供的社会主义标志紧密结合，以最终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生存策略。机缘巧合之下，他 们控制了本国最重要的部门，而且将犹太人同阿拉伯人分而治之的计划让英国再也无法控 制这头怪物了。武装力量的整合提供坚强的对抗力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社会控制体系， 以色列也因此在之后成了强国家。 2.3 建立强国家的矛盾与悖论 2.3.1 实例分析：埃及国家的失败 纳赛尔决定发动土地改革铲除大地主阶层对乡村的控制，在乡村基层用革命政党阿拉 伯社会联盟（ASU）代替大地主们对乡村进行控制。但土地分配不均的状况在总体上并没有 太多改善，土改的最大受益者不是无地者、佃农，而是中富农群体，这些群体获得了大地 主被迫出售的大量地产。同时 ASU 和各类国家基层组织确实在乡村地区扎根，但其没有真 正成为国有机器，而是被当地的富农家族捕获，使富农中农掌握了乡村的社会控制网络。 面对这一局面，纳赛尔组织了“封建主义肃清委员会”，试图与滥用改革谋取私利的 富农中农斗争，夺取对乡村的社会控制权。纳赛尔将 ASU 当作是这场运动的中心，对 ASU 委以重任，但其渐渐脱离纳赛尔的控制，纳赛尔产生了怀疑，同时纳赛尔让军队和 ASU 互 相制衡，从而维护自己的权力。但后来军方惨败，不再具有制衡 ASU 的能力。纳赛尔终于 决定对 ASU 采取行动。 2.3.2 模型建构：生存困境与相互妥协三角 在弱国家所处的社会中，大量存在于社会中的碎片化社会控制导致了一种存在于国家 领导者、组织政客和地方强人间复杂而病态的关系与悖论。 米格代尔称纳赛尔的悖论为“生存困境”：在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控制碎片化，领导 人需要一个强势的国家组织从地方强人的手中争夺社会控制权。但一个组织的存在对领导 人来说也是一种严重的威胁。领导人面临着“生存”与“需求”的张力。于是领导人之后 将用各种手段削弱集中化社会控制的组织，使其无力完成集中化的任务，从而消除其对领 导者的威胁。 政策执行者的行为也因此发生改变。他们遭受上级的，来自同级不同部门的，来自地 方强人的，来自底层民众的多方面牵制。领导人会社会控制组织进行弱化，导致来自上级 的压力不足；同时，被地方强人控制的民众无法与他们的上级取得联系，对政策执行者也 构不成压力。那么同僚和地方强人的压力就变得极大，政策执行着倾向于与地方强人和同 僚合作，只在形式上完成上级任务，而不愿冒着强人反抗与同僚举报的风险认真贯彻上级 要求。国家机构常会被强人利用，服务于其私人利益。“相互妥协三角”就此产生：执行 者、政客与强人互相利用，互相妥协；有时，强人甚至通过亲戚任职“俘获”政府。 领导者采取的有效手段包括大洗牌（运用多种渠道进行政治动员，以此制衡不断发展 的权力中心）、任人唯亲（任用忠诚者对抗离心力）与卑鄙行径。政治生存占据领导者关 注的核心，这正是推动和取得任何国家进步的前提条件。 而应付权力中心威胁的办法包括 将生存政治扩展到国家之外（地方强人领导的小型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转化为国家机 构（联合、人事任命、入党）、与资本妥协（歧视性政策拉拢大资本）。 国家在两个层面出现妥协：一是国家领导和两类他们未能直接影响的社会控制相妥 协，地方强人被允许建立自己的社会控制，并对这种现象放任以换取社会稳定。二是权力 中心，妥协产生于一系列的歧视性或优惠政策。政策执行者、同级官僚以及强人在政治、 经济、社会交换网络中达成妥协三角。他们的交易决定该地区的最终社会控制，并解释了 国家机构深入乡镇却无法实现原定目的的原因。 一个碎片化的社会控制的社会影响了国家的特征，而国家反过来强化了社会的碎片 化。无法实现的绝对社会控制在这里得到了解答。 于是米格代尔在结尾提出了强国家的必要条件：打乱社会，与充分条件：正确地历史 时机、一定的外部威胁、独立的官僚体系、领导人的才能。 三、 个人评价：赞誉与反思 3.1 积极方面的赞誉 3.1.1 国家地位与作用的祛魅 米格代尔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时指出，主流的研究学派解释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的论点 中隐藏着一个共通的假设：社会中存在某个确定的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能对社会进行 集中的控制（其中左翼学者认为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是中心，而受到多元主义影响的现代化 学派认为是竞争着的社会利益集团），它们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米格代尔认为，这个假设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学者都是在用发达国家的政治现实 来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在“强国家”的人很容易将理想类型的国家当作现实中的 国家模型，这种理想类型的国家真正地垄断了暴力，可以为社会制定普遍化的规则并保证 其被遵守，官僚机器会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政策。在这种模型下，社会的权力中心能够对将 自己的意志贯彻到社会的角角落落。因此，只要了解了权力中心，就能够把握政治现实。 在多数发达国家中，这一模型没有很大地偏离现实，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假定存在着 很大的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中，组织的碎片化与多样性极为广泛。国家只是拥有社会控制能力的组 织之一，部落、家庭、地方宗族乃至组织化资本都在与国家争夺对社会的控制。尽管国家 也能对这些地区施以影响，但是在与其它组织的竞争中，这些影响要么达不到自己所预期 的程度，要么是影响的方式以与预期不同的方式产生。 因此，第三国家社会控制的边界中存在多种相对权力中心，简单将国家作为权力中心 进行研究严重扩大了其的强制力与支配权，使其余社会组织这个可能比国家更深入的关键 因素的作用被弱化，最终将导致研究者们思路被局限在以国家政策与机关执行的主观因素 上，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弱化国家依附与对付的广阔社会背景，导致研究过程的归因失误、 抓小放大与结果可信度的严重下降。 3.1.2 从政治历史条件看西欧与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结构差异与路径抉择 原有的社会结构在强烈且突发的环境或政治变化时将会被迫快速解构（但仍保留原有 深植的社会控制符号与思想烙印），传统的部落首领或地主等势力将逐渐失去对社会控制 网络的掌控力。传统的社会控制网络被摧毁，也为重塑社会控制提供了契机。为了解决国 际边界与社会形式两方面带来的问题，国家将会形成新的社会控制完成现有问题的动态解 决，国家具备集中还是离散的社会控制，将在这个解决过程中得到解答。 在西欧，黑死病摧毁了原有的封建结构，资本主义渐渐开始兴起时，各国统治者面对 社会解构的状况。然而，殖民者面临的环境与中世纪的西欧环境不同。在中世纪的西欧， 各国军事竞争激烈，而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国家能够有效控制社会强人，汲取资源， 动员民众，进而在军事竞争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若是不寻求建立中 央集权的社会控制，就有被吞并的风险。国家绝对控制的迫切需要不但客观上符合国际生 存模型的基本形式，也主观上迎合了包括地方强人在内的支持，从而激励了西欧的国家纷 纷建立集权官僚制的绝对主义国家。 但在第三世界国家，殖民者所面临着的环境与西欧统治者大不相同。殖民地官员可以 随时从母国调拨军队处理殖民地面临的内外安全性威胁。不过，冒着风险与经济代价在殖 民地建立动员和深度汲取的体制，从而进行直接完全的统治，并不合算。 在塞拉利昂的殖民官员眼中，授予酋长以权力和资源进行间接而破碎的统治，既以最 有效率的方式保障殖民地的稳定和原材料的供应，也以分立的社会势力防止了国内组织的 联合对英国统治地位的威胁。英国的接管在埃及造成了类似的效应。英国只在乎埃及作为 地理要塞的稳定和安全，并无心建立直接统治。由此，英国借由大地产者进行间接统治， 碎片化的社会控制网络也被确认了下来。而作为对比案例的以色列，在英国委任托管时， 国内民众以工会为核心，建立起了统一的社会控制组织（源于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 宗教的同质性、移民较高的素质和外部的强烈威胁）。英国承认了这个犹太自治组织的权 力，将这种集中的社会控制网络正式化。 因此，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虽然脱离殖民者控制，但其在这个过程中很少出现严重 的根本性的社会结构变化，殖民者带来的社会控制模式于是被深深保存在国家的人心中。 对于在独立前便建立了统一社会控制的国家而言，新国家的绝对控制能力进行了沿袭并进 一步进行了深入强化；而对于不幸未能在独立前建立起集中社会控制的国家来说，事情则 变得有些曲折了。在这些国家，政治精英有着推动现代化的雄心壮志。他们建立了庞大的 官僚机构，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全面改造社会的计划，但是收到的效果却与这些革命精英的 期望相距甚远，原因就在于殖民者给他们留下的深入人心与社会的破碎社会结构。 3.2 方法与概念的反思 3.2.1 方法：说明性模型与关系建构 米格代尔试图在短短的二百多页篇幅中，用为数不多的几个案例，来支撑一段跨越几 百年时间与多个洲际的因果链，未免有些单薄。同时，作者的比较也称不上是系统性的比 较。以历史为背景的社会控制模型逻辑链条过长，链条的每一环上都有需要验证变量间相 的关关系，在逻辑链条上的每一环上选择多个案例进行比较，验证自己所假设的每一个相 关关系。米格代尔的做法是在每一环上只用一个案例，严格来说这种对证据的使用方式并 不是“解释性的”而是“说明性的”。 3.2.2 概念 1：冲淡历史政治环境后的国际发展环境悖论 米格代尔认为激烈的军事竞争环境是欧洲人建立绝对主义集权国家的原因，这一逻辑 可能在二战后才独立的非洲和中东可以成立，不过在拉丁美洲，作者的假设或许并未成 立：拉丁美洲各国从 19 世纪早期就获得了独立，独立后的政治精英与国内民众同样面对着 周边的竞争性的环境，为什么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直到作者成书时间）还没能努力建 立起集中的社会控制？ 3.2.3 概念 2： 国家-社会模型对抗关系的局限性 基于米格代尔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型建构，社会控制在一个社会中的总数固定，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是一场零和游戏，国家建立起的集中控制就意味着对其他社会组织 社会控制能力的剥夺。不过，也许国家与社会，国家能力与社会组织的民主的关系可能更 加复杂与和谐。 3.2.3.1 国家与社会组织获取社会控制的二元关系 从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来看，国家能力的建设并不只是国家剥夺地方社会控制的过 程，同样重要的是工业化之后国家权力出现的扩张与渗透。而这种扩张伴随的不是国家对 社会控制的剥夺，而是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磨合和调适，最终使得地方信任网络融入公 共政治，国家和社会达到相称的过程。 比如法国的中央集权化，国家强化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封建领主的权力，但并非 简单的剥夺，而是通过建立专业的官僚体系和中央控制来增强国家能力，使国家与地方权 力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一种新的平衡。或者美国的联邦制度，建国过程中各州保持一定程度 的自治权，而联邦政府也有一定的权力。这种分权体制体现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平衡，而 不是简单的中央集权。通过宪法的制定和修正，美国也建立了一种既能够维持国家统一又 能够保障地方自治的体制。国家与社会各层面的相互关系调整过程并非简单的剥夺，而是 一种相互适应的演变过程。 3.2.3.2 国家与社会民主的二元关系 在现实政治运作中，民主与国家能力之间并非完全无关。民主介入国家制度与流程 中，可以作为润滑剂去除统治者基于“生存政治”的统治悖论与三角关系。 在米格代尔的分析中，担心自己独占的权力受挑战的领导人会对官僚机构采取“去制 度化”的手段，比如定期清洗、任人唯亲等，这大大影响了官僚机构达成目标的能力，造 成了较低的国家能力。然而民主体制下权力竞争的不同方式可以有效防止上述情况的发 生。 比如在美国，民主体制下的自由媒体扮演着监督角色，揭露并报道政府和领导人的行 为，使公众了解实际情况。舆论的监督可以限制领导人以及下属官僚的不当行为，促使所 有官员更加审慎地处理权力。同时，定期的选举制度鼓励了政治竞争，领导人需要争取选 民的支持和信任。这种竞争迫使领导人考虑公众意见，避免过度集权和滥用权力，以免失 去选民支持。 同时，米格代尔认为，利益集团对国家机构的捕获会影响国家能力。但在民主制度 下，对选票的争夺迫使政策制定者努力扩大自己的支持者，而更加有效的权力监督制衡机 制能够减少权力的滥用，这使得民主制度下，国家机构更难被小利益集团捕获。 以美国为例，美国独立的法律机构和监察机构负责监督政府机构的行为，可以调查和 制止政府滥用权力以及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勾结，例如美国独立的监察机构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同时美国设有反腐机制，联邦调查局（FBI）和其他执法机构就是负责调 查腐败行为和滥用权力的机构之一，能通过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减少小利益集团对国家 机构的影响。 四、 应用于中国的模型 4.1 古代中国：集中的社会控制 在传统中国社会，上层组织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皇权中央高度集中，皇帝作 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中层则是以地主士绅为主的乡绅自治，同时直接受到中央任命并下 派官员的监督与指挥；底层则是不同类型的宗法家族与儒家意识形态，为整个社会提供了 一种价值共识，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性。三者紧密联合，加上由于地域原因等中国始终 没有受到外来国家的威胁（即使有也被高度融合同化），为百姓提供了持久而全面的生存 策略。 多元化、宽领域而紧密联系的层级行政体制架构有效地制约了皇权的滥用，也同时强 化了大一统国家作为社会最重要的组织所具备的强势社会控制能力，在两千年来成功维系 了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高度集中的社会控制，使国家始终拥有着广泛的 社会资源的利用能力和整体动员能力。 4.2 近代中国：极度分散、难以整合的社会控制 清朝末年，中国内部各种组织矛盾激化加深，使得在传统宗法社会里，由统一、大量 与多层级的社会组织形成的国家动员能力急转成为巨大的劣势，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遂 成“一盘散沙”。这种由于大量破碎化的动员组织能力直接导致近代中国沦为西方强国空 割的对象，同时反过来加深了国家社会控制的高度分立。 民国时期中国大兴国会，简单移植西式多党竞争议会制民主模式，取得了短暂的名义 集中社会控制，结果水土不服，把革命胜利果实拱手交给了地方军事强人袁世凯。袁世凯 以强大的军事权威，意图恢复中央集权，开展一系列现代化改革运动，结果弱势独裁下缺 乏意识形态动员和组织整合机制，加之决策失误走回帝制，激起全国上下的浪潮，使得本 奄奄一息的统一政权更加分崩离析，全国重新回到大量军阀掌握地方社会控制的局势。 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更使得中国社会滑入动乱的深渊,军事集团作为最大的国内社会控制 组织，为了私人利益参与政治活动，和广大百姓严重割裂，地方势力膨胀，国家处于分裂 的边缘。之后的国民党成为了具有严密组织、在统一意识形态号召下并拥有自身军队的革 命型政党，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在形式上完成了整个中国的统一，但没有在根本上 解决中国总体性社会危机；同时主观错误认为受到共产党的威胁，在部分时期以铲除共产 党为重要目标，错误的进行了社会控制的正确争取方式（赢得民心、稳定局势、击败帝国 主义的侵蚀），在用武力试图强制获得国内合法政治“审判权”时失去大量军事力量与民 心，自身社会控制力量被帝国势力攻打与对共的反动战争中逐渐削弱，组织集团的合法性 与对个人生存策略的支配权上被缓慢消解，国家因而呈现多元组织网络。 4.3 新中国：集中的社会控制 20 多年不同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掌权在中国失败的实践教训，证明了面对强大的皇权 专制力量,只有一个更为强大的权威性组织集团,在集权政治的逻辑下,以意识形态为动力的 严明组织纪律,才能实现强有力的政治整合，解决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控制网络，完成社会 革命，形成决定意义的生存策略制定机关，获得全国范围的社会控制并形成对抗法西斯最 有力的国家动员、成员组织与资源调动能力，最终实现完全自主与统一。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其将党内党外分散的、远离政治的、由一个个分立组织的单位 都被纳入规范的、等级制的严密结构中，以其高度的组织性强大的执行力在中央领导人绝 对权威的领导下完成革命的目标，使集中力量克服社会碎片化带来的阻碍成为了一种可 能， 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层中对党和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广大底层农工人与民为依托，进 行了深入的农村动员和组织，使机关权力真正地渗透到了每一个基层政权之中，建构了强 大的动员能力与资源调控能力，实现了党的一元化绝对社会领导和党中央集权共和国确 立，同时也牢牢把握了最广大国民的、决定性意义的生存策略。共产党对社会结构的整合 达到了预期效果，中国重新从一盘散沙的状态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各种社会组织或 被拆解或被融入到单一政体体系中，在绝对的国家力量下完成了全国范围的统一，。 之后，共产党通过居委会制度以及对农村基层权力的改造、城乡户籍制度的实行形成 了国家对社会各个组织的全面掌控和有效渗透。同时赋予民主以极大的自由，形成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最终能够牢牢掌握国家权力并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 经济社会建设。 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因此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并取得强大国家能力 的先进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