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ed by AZCK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结构演变与中国战略应对 袁志刚

advertisement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结构
演变与中国战略应对
袁志刚
伍曼玮
摘要: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将发生诸多变化,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皆是建立在以
美元为中心的基础之上,随着美元地位与美国国家实力的不断衰落,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性将不断下降,而欧元和人民币等多元国际货币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全球经济金融力量的重构将与国
际贸易、产业链重构与数字技术革命相互交织,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体
系、庞大的市场规模与财富净值,中国需要加速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建立离岸与在岸互联互通、资金流动可
控的人民币金融市场,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同时推动财富管理模式转变以实现资本全球化配置,更好地
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 金融结构演变; 人民币国际化; 后疫情时代; 全球治理
DOI:10.13658/j.cnki.sar.2022.03.015
作者简介: 袁志刚,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伍曼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F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 2022) 03 - 0116 - 13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在真正意义上连成了一个整体 ,此后全球化的发展呈现出螺旋
式上升的趋势。而当今全球化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和严峻 。 进入 21 世纪以来,金融
危机一波未平,新冠肺炎疫情一波又起。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贫富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程度
加深、数字技术革命加剧分配矛盾,气候环境变化威胁生存环境等问题 。 人类社会面临的四
大挑战与地缘政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正加速重构全球产业链和各国竞争格局。 当今世
界,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有增无减,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阶段。应当看到,当前全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犹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交织,民族主义
和民粹主义互生。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体现了全球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 特朗普上
台、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造成了进一步的冲击 。 新冠肺炎
疫情的暴发更是加速了全球经济金融力量的重构 。欧美等主要国家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的
政策导致债务飙升,巨额流动性释放进一步挤出实体经济。 疫情的冲击使得产业链继续朝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研究”( 项目编号: 71933001) 。
116
着内向化演进,工业体系的完备性与国家安全成为产业链布局中更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 。
关于全球经济金融力量的重构,有学者从全球经济货币板块的失衡与再均衡角度来分
析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向,① 也有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
建。② 本文对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的转变进行了回顾 ,结合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
金融格局演变的背景,分析了当前经济金融格局的结构性缺陷并对未来经济金融格局的走
向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全球经济金融格局重构背景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认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力量重构中首先要找准定位 ,牢牢把握人民币国
际化这一主线,将离岸市场、财富管理与金融科技作为发力点,将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作为
最终的落脚点。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依托现有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产业链与财富规模
等优势,对接科技、贸易及产业链发展趋势并积极作为 ,同时做好金融风险的管控。
一、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演变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 ,全球实体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非均衡状态是不
可持续的,很多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长期结构性矛盾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
继续深化。从供给侧的角度看,企业巨头垄断导致知识在企业和国家间的溢出能力不断下
降,发达国家“少子化”和劳动力市场僵化现象持续深化 ,这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 ( TFP) 增长
和劳动增长与上一轮积累的巨量资本出现不相适应的情况 ,进而降低经济的潜在产出,并逐
步瓦解对资产价格的长期支撑。 从需求侧来看,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对投资需求的创造不
如以往,制度问题影响后发国家进入全球化大生产。 全球债务积压所导致的总需求不足这
一问题通过货币刺激政策难以得到改善 ,需求创造最终将成为货币幻觉和金融风险 。
总体来看,
在经济复苏方面,
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已经出现长时间的增长停滞、
通货紧缩、
名义利率趋于零的“日本化”( Japanization) 状态,
也有学者用“长期停滞”( Secular Stagnation) 一
③ 可以预料,
词描述这一类带有普遍性的经济增长低速徘徊与停滞的状态。
随着上一轮全球化
“日本化”带来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
红利逐渐褪去和中国增量的减少,
全球经济周期性探底,
率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困扰已经初显端倪。在全球化方面,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形势将以
动荡为主,
贸易、
金融及科技等方面的摩擦加剧,
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同时多边
主义日渐式微,
双边主义将更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这一趋势背景下,
全球经济金融秩序
和竞争格局也在发生深刻的演化与重构,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秩
序正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
美元霸权也随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 一) 战后金融格局演进: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
正如金德尔伯格在其霸权稳定理论中所论述的,二战后美国接替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
①
Bernanke,B. S.,“Global Imbalances: Links to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At the Banque de France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Launch Event,Paris,France,2011; Mendoza,E. G. ,Quadrini,V. ,and Rios - Rull,J. V.,“Financial Integration,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Imbalanc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9. 徐建炜、姚洋: 《国际分工新
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世界经济》2010 年第 3 期。
葛劲峰、袁志刚、樊潇彦: 《理解全球化: 基于“经济 - 社会 - 政治”体系共生演化视角的分析》,《学术月刊》2021 年第
8 期。
《学术月刊》2020 年第 8 期。
郑志伟、
葛劲峰: 《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③ 袁志刚、
②
117
《东南学术》2022 年第 3 期
领导者,开始了美国主导下的“和平 ”,① 在 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更是成为全球唯一的
超级大国。鉴于“大萧条”与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战后重建工作的重心在于建立一个稳定
的世界经济秩序并防止经济民族主义卷土重来。 为了实现国内外经济秩序的协调,美元与
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实施固定汇率制 ( 即“双挂钩一固定 ”) 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得以建立起来。该体系的建立试图解决国内自主与国际稳定之间的矛盾,其代表的多边主
义建立在国内政府干预的基础上。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各国政策自主、
固定汇率等和货币可兑换性之间存在冲突 ,但其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
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一个时代。正如金本位制依附于英国霸权一样,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
背后是美元与美国霸权,美元事实上成为世界货币,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世界央行。 而以美
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制度安排具有天然的缺陷 ,那便是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要求美国
国际收支持续保持逆差,既要保持美元币值稳定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
顺差国。随着战后西欧、日本等国的经济迅速恢复,美国的经济优势缩小,国际收支状况亦
不断恶化,加上受大幅便利化的跨境资本流动增加与越战造成的长期通胀等因素的影响 ,美
国实力与美元霸权随之逐渐走向衰落。 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于 1971 年宣布黄金与美元脱
钩,以固定汇率制为主要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终结 。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进行了一系列协调与多边合
作的尝试以保障汇率相对稳定。197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召开理事会,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牙买加体系 。 此后牙买加体系
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一直延续至今。 与早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牙买加体系一方
面正式认可浮动汇率制,允许各国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决定汇率安排 ; 另一方面实行黄金非货
币化,黄金与货币彻底脱钩。这些变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 ,让更为
灵活的汇率体系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促进了国际经济发展。 但是这一体系没能从根
本上解决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重大的演变。 不可否认的是,国
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 功能健全
的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极其重要的环节,能够促进世界贸易发展、资本流动和全球相互依
存关系。有效且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解决三个专门问题: 清偿能力、调整和信
心。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导致美元霸权日渐衰落 ,导致美国不
愿管理国际货币体系而更多侧重发展国内经济 ,与此同时西欧、日本与中国等经济体快速发
展,欧元、日元与人民币等货币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而建立集体领导,
特别是采取政策协调和新的管理国际货币体系的形式获得了越来越多共识 。 后美元时代国
际货币体系的走向应该是以多边合作领导为基础并能够有效与稳定地发挥作用 。
( 二) 当前经济金融格局的结构性缺陷
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双挂钩一固定 ”的安排事实上建立了一种“黄金 - 汇兑本位制 ”。
正如“特里芬难题”指出的,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与国际交流的扩大 ,必然要求国际支付手段
①
Charles P. 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81 ( 25) ,pp. 242 - 254.
②
罗伯特·吉尔平: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11 页。
118
增加,相应地对具有国际储备货币功能的美元的需求会日益扩大 ;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战后国
际经济金融秩序的主导者需担负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即通过增加自身国际收支赤
字的方式来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 从长期来看,这必然会使美元面临贬值的巨大压力。 因
此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
而目前建立在牙买加体系基础之上的国际货币体系依旧是以单一美元为核心 ,美元不
仅是世界计价和贸易的清算货币 ,同时还是其他国家证券发行和持有的重要货币与官方部
1 /2 的全球贸易以美元计
门的主要外汇储备。目前全球大约 1 /3 的国家主权货币盯住美元,
1 /2 的证券发行以美元为符号,美元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更是达到了 61% ( 图 1) 。
价,
美元在全球货币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建立在其综合实力强 、经济重要性高的基础之上的。 事
实上,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上的成功促使美元和以美元为基础的资产被视为全球安
全资产。一方面,美元和以美元为基础的资产流动性高 ,活跃的科技创造为风险投资提供了
大量的机会,美元较好地行使投资货币的职能。 另一方面,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健全的商
业银行体系和金融监管制度使得美国金融机构在非系统性风险的分散和对冲上具有很强的
能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使得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央行 ”,世界各国提供原材料并进行
生产,而美国则向全球提供美元安全资产来支持这种生产扩张 ,这正是本世纪初全球化的真
实缩影。
图1
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①
然而,这个看似自洽的体系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饱受诟病,对美元危机的担忧日益加剧,
其背后是美元的重要性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多极化之间的不对称 。 相比于美元份额,当前美
国 GDP 在全球的占比已经不足 25% ,制造业占比为 16. 8%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更是仅有
10% 左右( 图 1) 。在当前全球潜在增长中枢下调的背景下 ,由于受长期贸易顺差的影响,发
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空前增长,而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推动了全
球出现储蓄过度趋势。这样,安全资产的需求激增和单一美元作为“储备货币 ”这一矛盾使
①
数据来源: 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 不含服务贸易) 与全球 GDP 为 2020 年数据; 跨境贷款( 全球所有国家的银行与
对手方之间) 为 2019 年第四季度数据; 国际债务证券( 所有发行方口径) 为 2019 年第四季度数据; 外汇交易量为 2019
年数据; 官方外汇储备为 2019 年第四季度数据; 贸易计价为 Gopinath 2015 年测算数据; SWIFT 支付为 2020 年 2 月数
据。
119
《东南学术》2022 年第 3 期
得全球安全资产供给愈发紧俏,给单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新特里芬难题”: 美国在为
国际发展贸易和投资提供流动性的同时 ,积累了大量债务和资产泡沫,不断催生美元的信任
危机和巨大的货币信用风险。
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借入美元的非美国实体 ,在美元利率发生变动时不
得不同时面临再融资、汇率和利率风险,尤其是在没有进行对冲的情况之下。 在这种背景
下,美国利率政策的任何逆周期应对都不太会完全抵消其对国际信贷环境或全球经济活动
的紧缩效应。另外,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加上美元的主导地位 ,会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参与者的
行为更加同步。而不同投资组合之间的相似性越高,也意味着它们在应对风险规避冲击或
美国利率变化时的相似性越高,从而会造成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出现过度反应 。
综上所述,以美元作为单一货币为全球提供安全资产的金融格局注定无法持续 ,当前的
美元体系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三大切实影响 。一是“美元计价”放大了美元汇率对国际贸易
的影响,加大了危机期间全球贸易复苏的难度 。相比他国自身的货币条件,美元汇率反而更
容易影响一国的贸易条件和出口价格传导 ,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对国际收支的调节显著
减弱。二是“美元周期”导致全球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增加。 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促使全球
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发生改变,外资流动短期化甚至投机化将显著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资本流动会对世界金融市场形成“抽血效应 ”,倍增他国的债务压力,
加大他国内的不平衡甚至造成危机。 三是“美元主导 ”降低了灵活汇率制度的“自动稳定
器”作用,降低了非储备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 。传统的“三元悖论 ”认为,
灵活的汇率可以对冲资本流动的外部冲击 ,使央行政策可以“以我为主 ”。 然而在当前的国
际货币体系下,只要开放资本项目,本国的金融周期将与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周期趋同,“二
元悖论”才是国际金融的真实写照。① 在全球金融周期趋同的情况下,本国金融周期与经济
周期的不同步势必削弱货币政策的自主调控能力 。
二、未来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走向
随着美元地位与美国国家实力的不断衰落,未来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性将不断下降,全球金融体系将以动荡为主。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向“一超两强 ”的新体
系嬗变。所谓“一超两强”,即美元“一超 ”,欧元和人民币“两强 ”的国际货币新体系。② 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缺乏制约 。面对疫情失控,美国唯有依赖宽松
货币政策维持经济的基本运行,美元超发更加失控。 急剧膨胀的美联储资产负债与政府国
债规模清楚地诠释了这一点。 金融危机后,经过三轮的量化宽松,美联储资产规模从 8000
亿美元膨胀至 4. 5 万亿美元左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资产规模更是急剧膨胀
( 已经突破了 8 万亿美元) 。美国国家债务的膨胀则更为惊人,
2020 财政年度财政赤字增长
两倍,占 GDP 之比升至 16% ,创下 1945 年以来最高水平。③ 从美债的持有来看,中国对美债
的持有量已经达 1. 3 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第一 ( 图 2) 。 美国资产负债的不断扩张加剧
①
Rey,Hélène,“Dilemma not Trilemma: The Global Financial Cycle and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e”,NBER Working Paper,2015.
②
袁志刚、林燕芳: 《国际货币体系变局的拐点与中国战略选择》,《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8 期。
③
数据来源: 美联储。
120
了债务风险并威胁到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 。美元作为全球轴心货币的信用遭遇愈
发严重的挑战,国际货币全球金融体系危机正暗流涌动 ,随时可能爆发。 随着中欧经济的重
大变化,欧元与人民币正日益成为美元真正的竞争者 。
欧元区的人口略大于美国,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 9 成,出口规模超过美国,拥有高度发
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完善且专业的中央银行制度 ,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 欧元本应成
为美元的强劲竞争者,然而自欧元区成立以来,欧元并没有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任何
威胁。在全球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份额中,欧元虽然取代了德国马克与法郎,成为国际货币,
但是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未得到与其经济重要性相匹配的提升 。 欧债危机爆发
后,欧元的地位更是日渐式微,暴露出了其作为美元竞争者的“阿喀琉斯之踵 ”,即缺乏一体
化的财政体系。正因为欧盟财政难以实现一体化,故而无法提供与美国国债类似的建立在
欧盟统一财政基础上的安全资产。 但是,欧盟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出台的欧盟复苏计划
将有望逆转这一局面。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 欧盟发行 7500 亿欧元共同债券以成立“复苏
基金”,基金中的 3900 亿欧元是无偿拨款,其余 3600 亿欧元则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发放 。① 欧
盟各国对共同举债一事达成共识,标志着欧盟财政一体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有望扭转欧
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颓势,为欧元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使用奠定基础 。
图2
美债前十大海外持有国及地区( 截至 2021 年 7 月,单位: 亿美元)
数据来源: 美联储。
此外,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重大转型。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陷入低迷,
中国经济也逐渐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加速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意味着在未来,中国庞大的内需
市场将成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领域推进国际化的战略基石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制度建设与
对外开放的稳步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与日俱增。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
重要性也日益提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强劲,明显优于大多数新兴
2020 年人民
市场国家的货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构建的货币国际化指标显示,
币国际化指数( RII) 创下历史新高,人民币使用程度超过日元和英镑,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
①
European Council.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17 - 21 July 2020,
2020( 7) .
121
《东南学术》2022 年第 3 期
同期美元国际化指数达 51. 27,欧元大概是美元的一半 ( 26. 17)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位列第
三( 5. 02) ,紧随其后的是日元( 4. 91) 和英镑( 4. 15) 。①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曾经大力推行日元国际化,日元的国际化指数曾一度达到 10 左右。
日本金融地位的迅速上升得益于其出口导向型战略 。 在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推动下,日本获
得了大量贸易盈余,并通过大规模对外投资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本输出国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金融地位的上升并未使其取代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而是作为美国
主要的经济盟友从金融方面支持美国 ,将大量储蓄与国际收支盈余投向美国 ,成为以美元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
基础的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最坚强后盾 。可好景不长,
破灭沉重打击了日本的经济,日本由此陷入了长期“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 ”的低迷状态。
因而日元国际化显然是不成功的。除了受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总量被其他国家如中国追上
等因素的影响外,其产业政策包括互联网以及数字金融等方向性问题也是导致日本经济走
向衰弱的重要因素。
尽管美元在全球借贷和长期资产定价方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短期内以美国为主导的
全球金融格局难以扭转且美元发行的“纪律性 ”因外在力量的变化将得到强化。 究其原因,
美国通过金融业获得高额回报,导致其过度依赖金融业,出现“脱实向虚”和制造业严重空心
化的情况,这必然会导致其走向衰落; 同时美国利用其提供安全资产的特殊地位,输入全球
衰退,从长期来看这一局面也是不可持续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延续之前的货币
宽松态势并释放了大量流动性,拜登政府也计划实行大规模财政刺激 ,美国债务快速上升的
势头在短期内大概率会继续。因此,我们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中超级货币美元将从完全的“独
立独行”向部分受制于欧元和人民币两大强势货币潜在竞争局面过渡 。而从长期来看,美国
贸易收支恶化和国内财政赤字激增的局面可能进一步恶化 ,从而加快美元的信用破产和崩
溃进程。反观其他主要货币,欧元在欧债危机中缓慢恢复,除在国际结算方面与美元占比相
当以外,其他功能占比也已经接近美元的一半; 日元尽管在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低于欧元,但
具有重要的国际结算和汇率避险功能 。近年来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和外汇交易中的占比有所
上升,在大宗商品定价等方面的话语权也逐步提高 。随着美元的走弱,其功能将由其他强势
货币分担,这将避免世界金融体系因美元危机而引发崩解 。同样欧元与人民币的崛起,将形
成能够真正制衡美元的“两强”,塑造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 。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力量的重构还体现在贸易 、产业链等诸多方面,同时还伴有全
球治理结构的变化。首先在贸易上,全球贸易环境呈现出产品贸易本土化 、服务贸易快速增
长与全球贸易地区化这三大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全球贸易产生了巨大冲击,进入
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有望从疫情最为严重时刻的谷底逐渐复苏 ,但当前西方国家严峻的疫
情形势仍然会进一步影响贸易前景。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基于劳动力差异的生
产性产业链布局难以为继,全球产业链日趋知识密集化,科创条件和人力资本成为布局知识
性产业链的关键因素。受疫情影响,产业链的回流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大趋势。 完备的产
业链体系显得愈发重要,因而全球产业链将朝着内向化趋势演化,由过去追求利润最大化,
转变为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原则。 未来全球产业链将会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纵向分
工上趋于缩短,二是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 。在全球治理上,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实力
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202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 页。
122
不断衰弱,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逐渐下降 ,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式微。 与
此同时,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中美两国也进入了从双赢格局到竞争格局的过渡
阶段,其本质上都体现出东西方文明的较量 、东西方体制的较量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较量 。
三、中国经济金融战略选择
面对全球经济金融重构之大变局,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依托自身在贸易以及产业链方
面的优势,积极推进金融力量的进一步强化 ,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定位。 随着中国在
“十四五”期间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 ,未来 5—10 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得
到显著推进,人民币在结算货币功能大幅提升的基础上 ,其投资货币功能在离岸市场将进一
步得到实质性提高。通过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及离岸金融与在岸金融的互通,推动财富管
理模式的转变实现资本的全球化配置 ,需借助于数字经济时代的“东风”,通过机制和体制创
新,大力推动并最终实现“金融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 一) 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力量重构中的定位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力量重构的背景下,中国需要紧密依托人民币的国际化。
首先,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是保障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
求。一国的经济金融实力与货币的国际地位是相辅相成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能够为中
国带来明显的竞争优势和更多的储备货币制度权利 ,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 ,
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缩小人民币国际地位和中国经济地位的差距 。
其次,复杂的外部环境加剧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紧迫性。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频发,各领域
出现不同程度的脱钩,外部风险加大,都对我国的经济金融体系造成不小的冲击 。 人民币国
际化能够减轻国内企业的货币错配,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从而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 再次,
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加速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的挑战和机遇。 大
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数字货币的兴起,使中国金融体系具有另辟“赛道 ”和“弯道超车 ”的可
能性。最后,欧元和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提速,加剧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竞争。 近期在全球“去
美元化”的大趋势下,美元份额逐渐被其他主要货币“蚕食”。除了欧盟的复苏计划,近年欧
盟委员会还提出了一系列提升欧元地位的倡议 ,旨在扩大欧元在能源交易中的使用和货币
互换协议的覆盖面。而日元作为避险货币,受益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其储备货币地位也得
到一定程度的巩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不进则退”的局面。
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建立离岸与在岸互联互通、资金流动可控的人民币金融市场。 当
前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形成和发展的 ,以经营美元
资产为核心业务,并形成相应的国际金融规则。 而离岸金融中心的起源正是欧洲的美元市
场,这是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之后的必然现象。 实际上,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后,美国也建立了
在岸美元市场与离岸美元市场。沟通在岸与离岸金融市场能够在保持金融市场较高独立性
的基础上,使资金流动管理更具灵活性。在保持资本流动控制的情况下,通过吸引低成本境
外资金进入国内进行投资,有助于满足服务国内企业的融资需求。 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
上升,中美金融和科技摩擦加剧,建设和培育好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凸显 。
人民币的投资与结算、储备货币等功能的实现需要中国在资产定价与财富管理上发挥
更大的作用。相应地,中国应该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的财富管理中心,实现资本的全球化配
123
《东南学术》2022 年第 3 期
置,推动由过去的发展建设型金融模式向财富管理型金融模式转变 。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
的发展,中国居民家庭财富迅速增长。 然而中国家庭的储蓄率高、投资渠道少,同时人口结
构趋于老龄化,预期寿命延长,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将会催生预防性储蓄动机,形成新的储蓄
来源。充裕的资本和较低的利率水平都会对“资本走出去”产生极大激励。只有从发展建设
金融模式向财富管理金融模式转型 ,金融资源才能够进行更有效率的配置 。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对传统金融活动带来颠覆性冲击。 首先是数
字人民币的发展及其跨国使用,将大大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其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
应用和普及将大大提升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督 ,使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成为可能。 再次,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将改变金融生态 ,使得金融科技领先的城市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上可以
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需要利用自身的金融资源和技术积累 ,以金融科技为发力点,提升金
融服务功能,不断拓展金融的服务半径。
金融发展的落脚点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发生深刻演变的大背
景下,我国的金融开放要始终以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目标。 金融体系改革与金融市
场的完善,阻止金融要素“脱实向虚 ”,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始终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
在。降低金融要素的空转,提高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使其最大限度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
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的症结,依旧落在金融体系制度的改革、市场的完善与激励的设计上。
因此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要做好相应的金融体系制度的改革 ,最大程度地发挥好金融要素
的作用,使金融资本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
( 二)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力量重构的现实基础
2020 年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结算
根据《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2021》,从贸易结算功能来看,
份额为 2. 91% ,较上年提高了 18. 40% ,人民币国际贸易计价结算比例将随着我国贸易增长
而稳步上升,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化建设,人民币将成为国际贸易市场中自主选择的
2020 年人民币直接投资规模达 3. 81 万
主要支付与结算货币之一。从流通和交易功能来看,
亿元,同比增长 37. 05% ,创下近五年内最快增速; 由直接投资、国际信贷、国际债券与票据等
共同决定的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综合占比达 9. 89% ,同比增长 84. 23% ,极大地促进了
2020 年第四季度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的提高; 从储藏手段来看,
资产份 额 达 2. 25% ,同 比 增 长 14. 80% ; 人 民 币 在 特 别 提 款 权 ( SDR ) 中 的 相 对 份 额 为
10. 83% 。① 预计到 2030 年,人民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央行储备占比将达 5% ~ 6% ,成
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从价值尺度来看,伴随着中国债券、股票逐步纳入国际主要指数,
外资积极配置人民币金融资产,预期在未来 10 年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
及存款等金融资产金额将翻 5 倍达 50 万亿元的水平。人民币资产作为高收益率资产,将受
到追捧,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未来随着人民币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 ,人民币作为亚
洲第一的区域性国际货币地位相应地会得到确立 。尽管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国际货币还
无法撼动,但是人民币将会超越日元和英镑 ,具有与欧元同等的国际地位。
贸易与产业链优势在我国参与全球经济金融力量重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2020 年我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32. 16 万亿元人民币,占我国 GDP 比重超过 30% ,进出口规模创历史
新高。同时我国进出口总额中分别产自美国和出口至美国的占比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
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2021》,第 3 页。
124
态,在中国对外贸易得到迅速扩张的近 30 年间,中美贸易额占比并没有明显下降且波动幅
度不大( 图 3) 。可见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并未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后我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较好成果而率先取得复苏 ,进一步巩固并加强了我国的
优势地位。货币国际化与其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尤其是高端产业链中的地位关系紧密 。 目
前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体量不断上升 ,较高的融合程度和产业链复杂度的不断深化
使得中国产业链表现出较强的韧性。 全球产业链将朝着区域化趋势演化,即由过去跨国公
司追求效率最大的全球布局,转向主权国家开始追求产业链的安全和完备性 ,产业链回归趋
势出现。中国拥有较为完备的产业链,且在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表现得相当强劲。
若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强劲的产业链发展趋势 ,将能够通过提高国际交易的人民币结算量来
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促进中国资本走出去,实现中国在全球范围内
布局供应链,以及优化价值链与产业链的过程; 也是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的调整过程中,促
进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的过程。 因此,中国产业链的优化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
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并形成良性循环。
图3
历年中国进( 出) 口总额及中美贸易额占比
数据来源: 世界贸易组织。
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能够促进中国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并推动中国最大的
投资与贸易伙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周边国家的福利改进; “一带一路 ”倡议和建设
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呈现出强大韧性与活力,是
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人民币汇率也随之成为调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资源配置的有效价格信号。 充分发挥中国产业链优势,促
进人民币国际交易体量的不断增大,能够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壮大服务。 与发达国
家市场相比,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谈判和议价具有更强的优势。 另,“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资金缺口 ,这正与我国的高储蓄率匹配。 发展人
民币投融资合作,有利于促进人民币“走出去”。因此“一带一路 ”沿线市场将成为推动人民
币贸易计价、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离岸人民币投融资的重要突破领域 。
14 亿人口的市场规模与体量,加上高储蓄率叠加人口老龄化发展产
在财富管理方面,
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中国的财富规模将迅速增长。由于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人口抚
125
《东南学术》2022 年第 3 期
养比下降形成的高储蓄率有可能不再继续 ,但随着人们生产、消费和储蓄行为逐渐建立在一
个崭新的预期之上,个人和家庭为养老作准备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 ,形成
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在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且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中国,预期寿命延长、
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产生的预防性储蓄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储蓄率的重要来源 。 根据麦肯锡发
布的报告,中国净值占全球净值的比重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 增长到了 2020 年的 23% ,位
列全球第一( 图 4) ,①相当于美国和日本之和( 表 1) 。庞大的财富规模和随之带来的财富管
理需求能够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通过财富管理的金融模式把中国
居民财富集中起来进行有效配置,既有助于实现资金供给方的利益,又能通过提供金融产品
创新和服务满足投资者日趋多样化的需求 。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和 14 亿人口的支持下,具有
较大的投资回报率和投资空间,吸引持有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入境投资 。 另外,人们持有美
元和持有人民币的动机不同,前者主要倾向规避风险功能,后者则主要是为获得资产和投资
收益。庞大的财富规模是建立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重要支撑,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
路径,也是满足投资者多元化需求的要求 。
图4
1970—2020 年全球净值在国家间的分布( 单位: 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Global Balance Sheet,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Nov 2021.
表1
1970—2020 年( 部分年份) 全球净值在主要国家的比重
单位: %
样本国家净值比重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中国
-
1
1
4
12
23
日本
7
11
23
21
11
7
德国
7
7
7
6
5
4
美国
37
28
22
26
18
17
其他
38
39
35
32
40
36
资料来源: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Global Balance Sheet,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Nov 2021.
( 三) 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力量重构中的战略应对
全球经济金融力量的重构意味着中国将面临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 ,对此我国
①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Global Balance Sheet,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Nov,
2021.
126
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稳字当头,把握好国际贸易与产业链重构的趋势,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金融能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制度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金融市
场的完全程度和金融结构是内生的 ,一个经济体的制度质量会对其金融结构进而对金融市
场的完全性产生重要的影响。① 因此我国需要完善制度建设,以推进宏观经济治理、健全要
素市场运行机制、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与优化营商环境等相关市场制度建设为基础 ,在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扩大资本项目开放度和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
未来产品贸易本土化、服务贸易快速增长以及全球贸易地区化的趋势将会对国际政治
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工厂 ”从为别人制造转变成了为自己而生
产,而这背后体现了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中国人均收入的快速提升与 14 亿人口
的巨大消费能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产品贸易的本土化趋势还将持续。
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以信息技术行业服务为代表 ,商业服务、旅游业与金融保险服务等也明
显高于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数字时代下互联网数据的移动量也大幅增长,而商品贸易在
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则越来越小。 同时基于劳动力成本差异的贸易比重下降,劳动力密
集型的贸易比例下降非常大。 基于劳动力成本差异的贸易比重下降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趋
势,因此未来的发展不能再依靠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来获取,而是要高度重视生产效率的提
高。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抵消劳动报酬上升给产业发展和转型造成的
不利冲击。全球贸易的区域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
下,产业链正朝着内向化的趋势演进,各国正转向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产业链构造,进而加
速了贸易区域化的发展。
相应地,未来全球产业链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已经是大势所趋。
首先,基于劳动力成本差异的“生产性产业链”布局难以为继。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的
广泛应用成为必然趋势,生产服务业成为全球产业链继续锻造发展的关键。 跨国公司依靠
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以及商务服务等现代生产服务业不断促成全球产业链在全球范围的分
工和专业化。同时,制造业中间产品包含的服务业增加值成为服务业贸易和发达经济体占
据全球产业链高端位置的核心要素 。其次,科创条件和人力资本成为布局“知识性产业链 ”
的主要因素,全球产业链已经日益知识密集化 ,并依赖于高技能劳动力。 全球产业链分工的
细化,使得对于高附加值产业的争夺日趋激烈。 中国正处于从中端制造业与低端服务业往
高端制造业与中高端服务业转型的过程 ,既面临着美国等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压力 ,同时也面
临着中低端制造业与服务业转移带来的空心化威胁 。美国有可能重返制造业,而德国、日本
等传统制造业强国继续保持制造业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将朝向更加知识密集的方向发展。
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的规模和市场优势和完备的产业链,需要借此机会将产业链往两头延
伸,抓住巨大的国内市场实现产业链的升级 ,并以此为据点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产业链升级都要求相应的金融能力作支撑,因此,需要优化金融结
构,提升金融地位,以推动金融开放来稳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与金融市场的完善 。 通过资本
的全球化配置、财富管理模式的转变与金融科技的融合发展等方式 ,提高金融资本的配置效
率,使其最大限度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在资本全球化配置上,以“一
带一路”为重要抓手,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同时注重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①
王永钦、高鑫、袁志刚等: 《金融发展、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 一个文献综述》,《金融研究》2016 年第 5 期。
127
《东南学术》2022 年第 3 期
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通过货币互换协议等方式建立活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直接
交易以保障流动性平稳,还要降低微观经济主体的汇兑成本并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在财
富管理模式上,积极推进发展建设金融模式向财富管理金融模式转型 ,鼓励以金融机构作为
主体探索服务民生领域的金融创新,把握市场需求,做好市场细分,提供持续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创新,建立相应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 ,促进民生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发展。 在金融科技
发展上,中国在电子支付与数字货币等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要努力推
动科技与金融的深层次融合,从而更好地管控金融风险。
中美两国在金融方面的脱钩在现实中是很困难的 。首先美国的量化宽松需要来自中国
的资金支持,美国需要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予以支持。 一旦美国债务违
约将造成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其次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金
融开放,尤其在金融与资本流动方面,需要采取渐进式的改革,以平稳的步调借助市场力量
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常项目开放,鼓励外部资本流入国内,依靠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其
作为资本流动网络的“窗口”并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此外,中美两国之间在汇率、货币政策
协调等方面也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 。中美两国在金融方面联系的加强与紧密合作既有助
于两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双赢,更有助于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
四、结
语
面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深刻演变 ,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对内进一步深
化改革,把握贸易与产业链的发展趋势,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同时立
足于人民币国际化,依托我国的产业链、市场以及财富规模优势,更好地发挥人民币的投资
与结算、定价以及储备货币等功能; 以“一带一路 ”为重要抓手,通过实施“引进来 ”与“走出
去”战略,实现资本的全球化配置; 完善我国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与制度建设 ,提高我国金融能
力,最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而在此过程中则需要守住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
的底线,利用各种方式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对外则是开放包容,在走向以“一超
两强”为标志的国际货币新体系的过程中,加强与欧美各国在经济金融等各领域的合作交
流,推动我国的金融开放; 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 ,展现大国担当,共同推动 21
世纪全球化的更好发展。
〔责任编辑: 徐淑云〕
128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NO. 3,
2022
Admiration - Authentication - Compliment: Exemplar
Problems in Chinese Epistemology of “Practice”
Tu Yinqiao / Chen Jiaming
Chinese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at “Tao is achieved by practice”,thus forming a kind of
knowledge theory of“practice”which focuses on moral practice. Zagzebski’s exemplarist virtue theory describes that people acquire moral knowledge by exemplars,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Chinese
theory of knowledge. However,Zagzebski bases his theory on the emotion of admiration,but he is
unable to further explain the basis of admiration,which would be in danger of falling into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moral hollowness. Confucianism,on the other hand,establishes the highest value
principle with the “heaven”of human nature as the model of admiration and ensure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What makes an exemplar an exemplar,or whether it is worthy of admiration or not,depends on authentication. Positive authentication is presented as a compliment to the
inner virtue and external expression of the exemplar. The epistemology of“practice”is closely related to ethics and aesthetics,through the compliment based on metaphorical language,the values of
goodness,gentleman’s demeanor and realm of the saint are more vividly understood by actors and
more widely spread,thu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morals.
Evolution of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China’s Strategic Response in the Post - Pandemic Era
Yuan Zhiguang / Wu Manwei
In the post - pandemic era,the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landscape will undergo many
trend changes. From the post - war Bretton Woods system to the Jamaica system,all were built on a
dollar - centric basis. With the continuous weakening of US dollar status and American national
power,the stability of the dollar - bas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while
the euro,RMB and other multiple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will have more space for development.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owers will interweave with 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digital technology revolution,creat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n this context,relying on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system,huge market size and net
wealth,China needs to accelerate reform of its financial market,establish an offshore and onshore
interconnected RMB financial market with controllable capital flows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alth management
mode to realize the global allocation of capital and better serve the growth of the real economy.
247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