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2014.11.24
郑天挺：柳边纪略
山根幸夫：《明帝国和日本》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清史稿·索尼传》传 36 有关清初分封事
《八旗制度考实》：
{清史譯叢﹒第八輯
杜家骥， < 清初八旗的排列次序及相關問題考察) ，收錄於問崇年
主編， 杜家骥。 <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
127 周遠廉. < 八旗制度和八旗生計〉﹒收錄於閻崇年主編.
①据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议政大臣之构
成表所添补。《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无待赘言，比较中外的差异，“局外人(outsider)的视角”有其优势或长处
[140]，比较中外，也有助于了解自我。但是，比较中外不能取代研究中国自身
发展脉络的前后差异。因此，在异说纷陈的今天，更须要借鉴内藤的经验，博采
众说，做出独断。这是我们从内藤先生治学得到的第二点启示。
内藤的认真研究广义文化，值得我们重视。在内藤看来，文化是唯一的实在。
内藤强调中国文化的变革与传承，历史是文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一点上，内藤和
与他生于同年的克罗奇（Benedetto Croce，1866─1952）之强调精神异曲同工。
克罗奇同样认为精神是唯一的实在，历史是精神的发展过程。简言之，返照历史
的，在内藤为文化，在克罗奇为精神。在我国，钱穆先生和他们的见解几乎是一
模一样，钱穆先生也认为：“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
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141]“中国史之变动，
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
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142]内藤说的启发和近年海外研究模式的
连续提出，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内在精神的演变和趋向做出进一步深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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