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研究
主题学
雪莱和莱蒙托夫首先关注的是权力和地位，着重描写一个强有力的精灵如何奋起反抗宇宙间的秩序。
就像约伯一样，雪莱坚持认为公正的上帝事实上并不公正，莱蒙托夫或许也暗示了这一点。在《解放了的
普罗米修斯》的第二幕第四场中，亚细亚和魔王的一场谈话可以被称做玄奥的史前史。在萨图恩统治的年
代里，人类始终是浑浑噩噩，极度幸福，他们没有罪愆。朱庇特也许在巨人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推翻了他
的父亲萨图恩。普罗米修斯把“实即力量的智慧”给了宇宙的新统治者，但提出一个附带条件，即让人类
获得自由——朱庇特答应照办，可是他很快就背信弃义。虽然诗中不止一次描绘朱庇特拥有无限的权力，
但是他当然并非无所不知，因为他不了解自己会如何垮台的秘密，这个秘密普罗米修斯坚决不肯泄漏。朱
庇特认为这个巨人族的成员不愿俯首听命，因此对他大加惩罚。在雪莱眼里，朱庇特尽管不是罪恶之源，
但他就是罪恶。随着朱庇特统治而来的饥荒、疾病和战争——对整个大自然的一种摧残方式。第三幕开始
时朱庇特感到洋洋得意，因为除了人类的心灵外，其它一切事物都拜倒在他的脚下：这恰恰充分证明了普
罗米修斯就是人性的代表。撇开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不说，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把雪莱的诗剧看作其继承
人朱庇特进行的中途夭折的叛乱。许珀里翁是一个不死的巨人，虽然他的力量显然在逐渐消失，但在某些
方面他和普罗米修斯是一致的——事实上，当济慈打算重写该诗时，他把诗名改作《许珀里翁的灭亡》。
诗人明确指出，正如萨图恩被他儿子朱庇特所替代那样，朱庇特的统治也必然会完结。不同的是，雪莱笔
下的朱庇特是一个宇宙间的暴君，而济慈显然认为朱庇特的统治是在萨图恩统治基础上的一大进步。众所
周知，《许珀里翁》给雪莱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把《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看成是雪莱对《许
珀里翁》作出的反应。是不无裨益的。
莱蒙托夫的《恶魔》也许可以被视作一首为基督教辩护的诗歌。自然，一种社会制度不论其实际统治
如何与基督教教义相悖，如果他不允许在诗歌中用“天国的”这个字眼形容女人的眼睛，那么它也不会容
忍在文学作品中亵渎基督教的上帝。莱蒙托夫称他的主人公为恶魔而不是撒旦，使其作品与东正教没有任
何瓜葛，这样不但比较容易通过书刊检查，而且使他在处理这个题材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尽管如上述该
诗的哲学思想实际上可以纳入基督教教义的范畴之内，但按其特性来说，正如济慈的《圣埃格尼斯之夜》
那样，该诗主要是在美学方面引用了基督教教义。作品中暗示道，塔玛拉的未婚夫由于漠视对路边礼拜堂
作传统的祈祷，结果遭受杀身之祸，而这种漠视正是恶魔的诱惑所造成的。塔玛拉隐居到一个幽静的修道
院中，但不论是僧人所穿的粗毛呢衬衣和教会的清规戒律，还是她自己的祈祷都不能使她摆脱恶魔的注视。
弗洛依德的信徒们定会在她的“着魔似的梦境”的本质上做文章。然而，在下面这一段引起雪莱强烈兴趣
的诗歌中，就不仅仅包含着辛辣的讽刺。莱蒙托夫在此描述了埋葬塔玛拉和她父亲遗体的卡兹别克小山岗
上的修道院的由来（第二章第十五节）：
多年前古达尔的一个祖先，
他经济抢劫行人和村落，
当病魔紧紧地缠住他不放，
而到来了最后忏悔的时刻，
他为了赎还自己往日的罪孽，
许下在花岗岩山岩的高峰上，
建筑一座礼拜堂。
总之，雪莱比尼采要早许多年宣称，上帝是具僵尸，人类可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在莱蒙托夫的诗
里，其结局则和《约伯记》中的结局一样——叛逆以失败告终，上帝依然是宇宙的主宰，只是对他的造物
稍示一下关注而已。相应地说来，两首歌中都包含与神奋力抗争的成份，不过雪莱比莱蒙托夫更与自己的
主人公心心相印。但作为对人类未来的预测来看，雪莱怀着满心的喜悦幻想有一个摆脱上帝困扰的新人类，
而莱蒙托夫却认为任何用激烈手段改变宇宙间权力结构的企图终将失败，而且使有胡这种企图的人们进一
步异化。蒙莱托夫的结论似乎比雪莱的幻想要现实得多。如果人类要得到完善，只有像塔玛拉那样超脱官
能所感知的世界的束缚。但这种解释恐怕远远超出了诗歌本身要表达的含义了。
[1]
据莱蒙托夫的远亲、熟人尚·吉雷说，他只熟悉英国诗人司各特和莫尔。人们知道普希金的书斋
里有 1928 年于巴黎再版的柯尔勒治、济慈、雪莱的作品，因此肯定没有什么原因妨碍莱蒙托夫读雪莱。
[2]
参见亨利·兰兹《魔鬼与守护神》，载于亚历山大·考恩和欧内斯特·J·西蒙斯编《斯拉夫研
究论文十六篇——纪念乔治·拉保罗·诺伊斯文集》（纽约，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43）。
[3]
为什么是印度的加索山呢？感谢阿伯丁大学英语系伊恩·亚历山大博士为我提供了下述资料：
“雪
莱所指的那个地方……是一条山脉，那时和现在都叫作兴都库什山，它从喜马拉雅山起向西绵亘，隔开了
印度、西藏和西伯利亚。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高加索山，至少再向西 700 公里，在今苏联格鲁吉亚境内。
历史上“高加索”一名用来指这两段山脉，雪莱借其含义暧昧，用来联系自己的剧作与埃剧。与此同时，
他又坚持故事发生在印度，以清楚表明他跳出了埃剧的老框架。这种创新意味深长，即古代历史学家和当
代科学家都认为这条印度山脉是文明的摇篮。”参见约瑟夫·拉本《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为什么是印度高加索山》，载于《济慈、雪莱杂志》第 12 期（1963 年冬季），第 95 页。也许雪莱还从济
慈的《恩底弥翁》中印度少女身上得到了暗示。
[4]
不过，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接受这一观点。沃瑟曼尤其驳斥普罗米修斯是代表人物或理想人物的
观点。参见 E·R·沃瑟曼《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巴尔的摩，约翰·R·霍普金斯出版社，
1965），第 32 页及以下诸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