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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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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之爱-分析师的色情性反移情
Jody Messler Davies, Ph.D.文
(1994). Love in the afternoon: a relational reconsideration of
desire and dread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4(2), 153-170.DOI:10.1080/10481889409539011
午后之爱
精神分析对分析师的色情性反移情的探索一直是个在公开场合很少
涉及的主题。
本文将这种专业上的缄默视为两种相互交织的阻抗的表现。
第一,回避从结构驱动模型的某些成见中发展出来的自我和客体组织
的生理基础,
第二,不愿意把父母/分析师看作是孩子浪漫的俄狄浦斯斗争的完全
参与者。
一种基于心理结构的重构关系模型的替代模式被提出来了。
在这里,自我与一系列内化的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中的身体体验成为
对患者和分析师都有意义的组织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必须被纳入到正
在进行的关于移情-反移情的探索中。同样地,在父母和孩子、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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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师之间展开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从两人模型的角度来看待的,在
这种模型中,双方共同的象征性参与成为必要的前提条件,为成熟的
爱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从几个角度探讨了一个临床案例,在这个案
例中分析师认为有必要揭示色情性反移情的存在。
爱情和激情是诗人和哲学家最喜爱且永恒的话题,但在当今的精神分
析文献中一直被极力回避。特别是当这种压力开始对分析师的反移情
体验产生影响时,我们在对患者的反应上,在对话的开放性上变得慎
重和小心。患者和治疗师好像都忽视了想法和行动之间的区别。普遍
存在的俄狄浦斯期的乱伦幻想,和没有边界的前俄期色情性恐惧,在
对现实的乱伦活现的恐惧和不可理解之中,变得不普遍了。
目前对早期性创伤以及咨访之间同样真实的性接触的兴趣和关注,无
意中带来一个危险,即进一步剥夺这个已经被限制的象征性人际对话、
实验和游戏的舞台。
近现代文献
关于反移情的欲望的文献很少。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色情性移情的
领域,特别是性别差异如何影响女性分析师/男性患者二元关系中正
向和负向俄狄浦斯移情的发展。
这场争论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对退行的恐惧引发了与无所不能的前
俄 期母 亲融 合 的恐 惧 和危 险是 否 从本 质 上抑 制了 更 强烈 的 性欲
(Lester,1985;Goldberger and Evans,1985;Goldberger and
2
Evans Holmes,1993;Person,1985;Kulish,1984、1986;
Karme,1979,1993;Diamond,1993)。
虽然这些作者中有几个提到了分析师对色情性移情发展的反移情阻
抗问题,但没有人将它延伸到临床探索的中心。据我所知,有四个明
显的例外。
Searles(1959)是第一个探索他的色情性体验以及自己对男性和女性
患者的性体验和反应的分析师。
Searles 坚信:处于俄狄浦斯情境的体验与最终克服俄狄浦斯情结一
样重要,虽然放弃俄狄浦斯的愿望是通过内化超我来完成的,但是内
化父母和孩子之间彼此爱的欲望将成为自我功能重要的一部分。这当
然会在患者和治疗师的移情-反移情中重演,并将出现在所有成功治
疗的最后一个阶段。
他表明:
如果孩子与父母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的健康,那么他会获得力量去接
受俄狄浦斯挣扎的不可实现性,这主要不是通过认同令人生畏的、与
之竞争的父母一方,相反,主要是通过强化自我的体验,发现他爱的
父亲或母亲,把他当作有价值的,被爱的个体,回报了他的爱,在拒
绝他的俄狄浦斯的爱恋时,父母这一方也有失落感。[pp. 301-302]
然而,Searles 接着说,分析师对这种感觉,觉察到就足够了,患者
能“感知”到,公然表达这种反移情经验会将分析师置于“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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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地(p.291)。他没有详细评论患者对意识到这种移情的强烈阻
抗,但是他暗示了绊脚石可能是反移情的阻抗。
根据 Kumin(1985)的研究,人们对色情性移情与反移情的意识日
益增强的反应可能包括强烈的焦虑感、挫败感、羞愧感、羞耻感和厌
恶感,最好称作“色情性恐怖”。Kumin 认为并不是患者的欲望,
而是分析师的欲望抑制了色情性移情的发展和叙述。
Wrye 和 Welles(1989;Welles 和 Wrye,1991;和 Wrye,1993)
的论述更进一步,他们研究出一个独立发展路线,即“母性的色情性
移情和母性的色情性反移情”,从前俄期二元的、身体感官快感的阶
段到更狭义的、三元的、俄狄浦斯式的、性欲亲密的阶段,最终到“更
具适应性和创造性的转型,视母亲/分析师为更具整合性的完整的客
体”阶段(Wrye 和 Welles,1989,p.675)。
在这里,也强调了分析师需要修通对治疗关系中的共同体验的反移情
性阻抗。Wrye(1993)说:
我们假设在前俄期的移情-反移情的情境中,反移情的问题可能不是
举止规范,而是允许自己参与其中。语言可能被色情化,而体验却奇
怪地不足,病人渴望的是与分析师的身体或身体产物接触;双方可能
都面临与对方融为一体的渴望和恐惧。不仅是患者,分析师也必须识
别并处理这种愿望[p.243]
一种新的精神分析模型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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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精神分析真正开始于认识婴儿性欲、乱伦愿望及
其这些对幼儿幻想组织的影响。
治疗成为一次聚焦性的尝试,试图解开交织着身份认同,色情性欲望
和凶残的仇恨的错综复杂的线索,因为它们赋予每个人内部客体世界
组织以独一无二的色彩和质地。
随着治疗技术理论围绕着对移情的理解(患者对分析师的幻想和愿望,
反映了患者和重要客体之间早期和无意识的关系)而组织起来,强调
最大限度地突显这些移情体验并保持其“无染”,不受特定分析师的
暗示和影响。
强烈的、片面的移情扭曲体验(患者根据自己过去的病理关系对现在
进行扭曲重构)成为分析的典范。分析行为的模式取决于对这种扭曲
的阐述,以及对其历史的和本质的病理根源的解释澄清所产生的洞察
力。
因此,节制和中立这对双生子成为精确分析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模
型中,分析师仅作为患者的欲望和反欲望的客体存在;而只有完全挫
败了移情性的俄狄浦斯愿望才会导致可解释的移情性神经症。
当然,精神分析在解构这种基本的分析原则方面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将精神分析相遇视为两人互动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患者和分析师都带来了对他们共有的经历的独特感知,这不仅
受到对彼此的现实感知的影响,而且被每个参与者相互投射、相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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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独特的内在客体关系系统所着色、塑造,有时甚至被扭曲了。在
这样一个修正的模型中,传统意义上的分析中立性理解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假设——事实上,我们依赖——这样一种希望:分析师和患者
将一起陷入早期与重要他人之间的复杂的、未经阐述的体验再现中,
通过分析性的关系重新处理早年被剥夺的体验领域,揭示患者目前的
人际上的和心理上的困难。
当我们进入由分析性的参与再活现以及最终达成理解所定义的领域
时,节制和不满足的古典精神分析观念受到了质疑。从逻辑上看,如
果移情-反移情体验中的再活现被理解和整合,不是患者的治疗性再
创伤,那么就必须发生一些本质上不同的事情以使这种再活现仅是部
分的。
精神分析师凭借自身的存在和能力提供某种保护、抱持和涵容的功能,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患者早期的焦虑、悲伤、嫉妒、愤怒和性欲亢奋的
体验。
通过这样做,分析空间提供了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先前被禁锢的
体验可以被重新打开,掌控,并更有效地整合到内部系统中,这个系
统不再将这样的时刻看作是淹没性的和危险的。
分析师自己既成为吸引无意识内在自体和客体系统重现的磁石,又成
为过渡空间的缔造者,在那里,这种自体和客体体验可以自由呈现,
并以更和谐的方式重新设定自己。作为磁石和缔造者,分析师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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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的前台和涵容抱持的后台之间穿梭,在诠释过去和共同创造新体
验之间找到最佳的张力。
事实上,如果认为在这样一个模型中,分析师对分析情境的主观体验
可以被忽略,或者认为这种体验本身(尽管可能是主观的)并不是接
触患者未明确的体验的通道,那就太天真了。
因此,我们对分析师的反移情很着迷:如何知晓,如何使用,何时披
露,什么是分析师这边将危险反移情付诸行动?Aron(1991)在对
Benjamin(1988)的重要著作的临床应用中定义的,患者对分析师主
体性的理解和幻想是什么样的?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于分析师的性和
情爱体验,根本没有任何有根据的讨论,令人更加困惑。我希望,清
醒地反思那些将这种对话排除在专业文献之外的无意识过程,能够对
精神分析相遇中某些平行的工作过程有所启示。
关系性的反思
在试图消解这些顽固抵抗时,我将重点放在两个特定的反移情压力上,
我认为这与抗拒探索分析师的性主体性边界有关。
首先,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动力学理解仍然植根于驱力理论和自我心理
学的土壤之中。因此,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需要接受这种
欲望的实质性地实现是不可能的。放弃乱伦愿望,实施自我防御机制,
建立升华的通道,形成内化的超我,这些都依托于 Freud 所说的“俄
狄浦斯情结的消解”之上。理想化的俄狄浦斯之爱的象征意义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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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孩子推向权力、屈服和身体欲望的体验中,体验本身的力量被
回避,然后超越这一特定阶段的愿望,寻求更健康的升华表达形式,
体验本身被这一艰巨任务所掩盖。
同样地,在一个自体与客体矩阵的心理结构平行系统中,俄狄浦斯体
验的情欲、身体的方面经常被忽略,被认为属于初级心理功能,只有
在“心理病理状态”中才有意义。
因此,放弃驱力的心理后果优于关系中受挫和满足的实际体验,也优
于这种生理的、更纯粹的类似情欲的体验。
很明显,当代精神分析思想家扩展了我们对体验和解决经典俄狄浦斯
结构的复杂过程的理解。Fast (1984), Benjamin (1988), Dimen
(1991), Ogden(1991)(只列举几个人),他们都提到一个可能被
称为“过渡的俄狄浦斯期游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幼儿经历着与
父母双方的最初的身份认同和情爱交流。
在这样一个无边界的性和认同的实验阶段中,孩子需要体验性别主导
的 、处 在两 极 的不 相 容性 ,才 能 最终 巩 固性 别认 同 ,从 而 放弃
Ogden(1991)所说的“双性特质的无所不能”和 Fast(1984)所称的
“过于兼容的性别定义”。
但即便如此,强调的还是认同的过程为这种放弃和最终的实现奠定了
基础,我们在接受性别差异时被迫放弃的东西可能会在与另一个人的
性爱发现中重现。即使在对经典发展理论进行如此广泛而大胆的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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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时,对发展中的孩子的心灵的讲述仍然要比身体多的多;我相信,
重要的性爱体验发生在心理和生理体验交汇的界面上。
我认为在这个过渡空间里,孩子搞清楚她现在的一切,她将来会成为
的样子,最终必须通过与其本质上不同的人的亲密和性接触来寻找到
一切。
这是一种以生理为基础的身体编码的经验,它平行于更认知的语言编
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后者分离的。我相信,成人体验性欲的潜
力以及实现身体亲密和欲望的特定的困难的早期模板都是在这过渡
的俄狄浦斯实验阶段形成的。
让我来详细说明。我当然不是建议回到弗洛伊德的非个人化和内生性
组织驱力理论。我想说的也许更符合 Fast(1992)的说法,即“体验
的基本单位是自体与他体之间的身体互动” (P.396),或者 Bollas
(1988)认为的,早期的客体是“主体的环境-躯体转换器”。我认
为,当孩子重新建构生活在自己身体里的体验时,当她因为有这种初
步的实验性地认同,而超越自己的身体定义,开始理解另一个人有独
立的主观体验时,那将是时时刻刻的、几乎不间断的流动的身体状态,
与自我和他人的每一次体验都有特定关系,当它们被内化进越来越有
组织的自体和客体表征矩阵时,一个独立又平行的自体体验组织象征
性编码成一种躯体感觉和非躯体感觉的语言:唤起、亢奋、抑制。
我相信,认为自身体验只在早期发展阶段、或初级心理状态占上风时
才重要,这是一种误导,这是从驱力理论衍生出来的、令人遗憾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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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而,我也相信,在努力超越主要基于非个性化驱动组织的性概
念的过程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性仍然是身
体感觉变化的结果,它发生在特定的幻想和人际关系中。
实际上,我认为自体组织和体验的这一特定方面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变得越来越复杂,并分化,并在任何理解个人的性生活的尝试中都占
据着特殊的中心地位——这是与他人关系中的自我体验组织,在关系
中,爱,羞耻,理想化,嫉羡和愤怒不仅是词语,而且是身体感觉的
系统,难以捉摸,千变万化,并且很少(如果有的话)在正常的人际
交往中进行语言表达。
假如我们要进入色情性欲望以及困惑和压抑的临床领域,我们有必要
了解人际关系的这一基本背景,因为它对患者和治疗师都有影响。
通常,体验的这方面内容让我们接近压抑了的、和解离了的情欲体验
状态,否则的话,无法在临床研究的言语论述中出现的。然而,我们
经常被教导要避免沉浸在身体层面上,因为认为它太过原始,太令人
唤起,以至于可能使患者过分沉湎。相反,我们被教导沉默是中性的,
但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我们知道这种有意义而又令人不安的沉默
正是情欲再现的前戏。
最终,如果我们假设生理会发展到纯粹的或接近纯粹的心理,如果我
们将这种状态视为失控的冲动或者原始的表达方式,会有另一种危险:
事实上,这样的理论实际上会鼓励过早地放弃色情性体验,而不是让
它作为不断发展和分化的正常基础,增强逐渐细化这种体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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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失去了自我组织的一个完整的方面,也失去了一种不同的语言,
通过这种语言,我们可以理解患者与重要他人关系中高度冲突的方面。
只有通过整合这些经常解离的、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体验到自我的部分,
即结合纯粹的身体方面和纯粹的精神方面,我们才能推进这种身心结
合,这对于影响患者体验性欲的能力是必须的。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使患者保持稳定, 足够久地忍受焦虑不安的躯
体状态,以便从主体的内部、从自体和他人的主体经验中了解这些时
刻,从而将自我、涵容、象征并入到我们的精神分析探索中,有能力
了解涵盖身体、感觉以及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心理定义?当然,作为临
床工作者,我们如果没有先让患者重新打开和维持那些感觉,就无法
解释身体感觉的无意识或未表达的方面(Stern, 1983)。作为个体,我
们不可能知道一个最初没有感受到的体验。我们无法整合情欲体验,
除非我们能够与另一个人在一种既没有侵入性的过度刺激,也没有无
声的羞辱的安全的氛围中舒适地探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分析师的一种能力,这之前已经描述过。过去
的与客体相关的体验在重现时,分析师能够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并同
时保有体察旧体验,促进新体验的涵容功能。当患者和治疗师一起重
新沉浸在与特定客体相关的经验中,所描述的体验的生理基础一定会
重新显现。作为分析工作的全面参与者,分析师必须愿意去感受和处
理自己的躯体状态,伴随着自体和客体在色情性反移情中的相互作用,
认清患者逐渐展开的色情性移情中的内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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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第二个分析师对性的主体性探索的阻抗来自于不愿意把父母,
也不愿意把分析师视为性欲的俄狄浦斯情境的完全参与者。
至今为止,我们熟悉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弗洛伊德摒弃诱惑假说,接受
以俄狄浦斯动力为中心的信念,这是正式精神分析的基石,它使临床
分析师的工作重点从早期性创伤的现实向俄狄浦斯幻想和结构转变。
然而,这一转变产生了另一个较少探索的结果。它永久性地把焦点从
失控的父母身上转移到了极端的创伤性的侵犯,从探索对孩子的攻击
和对孩子的性渴望的体验,转向了探索孩子的性幻想和欲望,而这些
孩子的父母成了石头一样的客体,成了不变的冷静的欲望对象。
在分析性的框架内,任何对分析师指向患者的性感受的探索都会揭示
出这种防御性转变带来的压抑,父母/分析师作为孩子/患者的俄狄浦
斯情结体验的积极参与者,在这种强制性的单方面浪漫情感的影响下,
自己矛盾的俄狄浦斯情结斗争重新激活了。
以串通共谋的方式来否认父母的性欲是多么容易,或者将这种浪漫的
俄狄浦斯之爱防御性地贬低为不成熟的、理想化的、青春期的或者病
理性的。
更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情况是,分析师自己的训练分析在精神分析
概念发生许多变化之前,就开始了,他们的分析强调了放弃和顺从的
价值,而不是过渡性游戏的象征性力量,以及在精神分析情境中维持
某些基本悖论的需要(Winnicott, 1971; Ghent,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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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退回到不对称的一人模型的防御性依赖中,该
模型假定性幻想生活和患者相关的生理感觉可以隔离开来,就好像这
样的体验可以与精神分析师一致性或互补性的幻想和感觉分离开来。
我认为尽管要小心把握时机,但最终患者必须认识到分析师是她自己
的性感觉和欲望的主体。当传统的分析框架被患者用来防御,以此保
护自己,不承认分析师的性主观性时,我认为随之而来的是某些反治
疗的界限混淆。
患者就像被过度刺激的俄狄浦斯期的孩子一样,他因自己的性欲渴望
忍受着罪疚感,同时还要承担否认父母也有兴趣,也有参与的重担。
当这种困惑得到分析师自己的支持时,这从理论上加强了分析师不愿
意把她的性反应看作反移情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相信一个反常的
场景,而不是一个越来越亲密的场景被重演了。
这至少部分是因为一种普遍性的的防御,防止父母意识到自己的性爱
幻想与孩子的性爱幻想有关。我担心,在很多情况下,伪装成中立的
分析行为,可能代表了患者的移情的重现,而这种移情是性受虐的满
足,是分析师的反移情诱导出来的,这不是亲密和性爱能力的增强。
事实上,Masud Khan(1979)在介绍他的第一本书《性倒错中的疏远》
时说到:“这本书的基本论点是,性倒错在他的欲望和欲望的实现之
间放置了一个去人格化的客体;这个客体可以是一个刻板的幻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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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玩意,或一个色情图像。这三者都使性倒错者与自己疏远,就像
与他渴望的客体疏远一样”(p. 9)。
一个案例
让我用一个简短的临床案例来做总结,希望它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并说
明以下几点的重要性:(1) 分析师不要防御性地贬低以性幻想相关的
生理和感觉的中心地位;(2) 分析师需要承认自己参与了患者的性幻
想,有时还要在治疗过程中透露她对这种参与的看法。
27 岁的 M 先生是一名数学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
他的数字理论和抽象世界里。他对女同事和女同学产生过强烈的性幻
想,尽管他从未在现实中表露过这种感情。每当他试图接近一个女人
时,他就会变得焦虑、出汗,并被他所描述的“一种相当紧迫且具有
威胁性的恶心”压垮,从而结束了他的任何浪漫之举。
如果一个女人用一种类似于诱惑的方式接近他,患者就会变得冷淡和
排斥。他有大量的躯体化,实际上他有躯体疾病和为此抱怨不休的漫
长历史,这只会强化自己是虚弱、多病、对异性毫无吸引力的感觉。
因此,患者迅速发展出强烈而高度色情化的移情,这是令人惊讶的。
他对涉及我们两个人的性幻想进行了热烈的、近乎诗意的描述。他声
称,我是他的“完美女人,热情、性感,也许是唯一可以使他摆脱性
压抑和孤独的人。”幻想本身生动且引人注目,这与患者极端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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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经历有些不一致,我发现我开始警告自己不要太过当真,过分享
受它们是危险的。
然而,我不知怎么地在这个呆板、抽象的人物形象底下激发出最有诗
意的情人的心灵,这让我不止有一点兴奋。有一天我非常震惊,我发
现自己在嫉妒地想着那个患者真正的爱人,她总有一天会成为患者性
欲的受益者。我开始后悔没有生儿子。
那感觉像背叛了自己的女儿。背叛的内疚感让我关注到自己的母亲,
同时我不舒服地识别出一些夸大的俄狄浦斯欲望和经历的记忆。
显然,我已把现实世界抛在了脑后,与我的患者一起进入了一种共同
的俄狄浦斯式的激情、胜利、狂喜和悔恨之中,就像我成为他的客体
一样,这也是我自己复苏的冲突的主题。
我感到困惑,不确定自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我始终痛苦而清
晰的知道,无论处于什么状态都离节制和中立的舒适状态很远。
与此同时,在每一节会谈的节奏中都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模式。患者会
有些害羞地进来,尽管他讲述的内容总是五花八门,但一种亲密而紧
张的气氛很快就会建立起来。
有时这种体验由患者用语言表达出来,在其他时候,我也会被自己内
心的紧张感和兴奋感的唤起而警醒,这些生理状态成为了倾听色情性
潜台词的必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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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努力找到一种方式来回应这个过程中显性的和隐性的内容,以一
种既不焦虑又不排斥,既不急切又不过分刺激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
移,很明显,患者的态度和人格在我正要干预的那一刻会发生戏剧性
的变化。
很显然,我只被允许观察、理解和反思治疗进程,但患者似乎对我正
准备介入的那一刻,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会变成一个更积极
的参与者。
有特定的那一刻,他似乎对自己感到崩溃,他倒在椅子上声音嘶哑而
有些刺耳,他没有权利对我有这些感觉。当然,我不可能和他有同样
的感觉,因此,我一定是在偷偷地嘲笑他,向我的朋友们描述他是多
么的渺小和可怜。我只能假设,这种象征性的、但性欲化的相互关系
正被患者体验为圆满。一种创伤性的越界行为,在当下的治疗性再现
中,立即促成自我和客体的重新调整。很明显,我感觉他已经不再是
同一个人了。
我的温暖感和不断增强的被唤起感会立刻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我感到
愤怒、被引诱和被误导。我意识到我的胃不舒服,并且有一种恐惧的
体验,在身体上感觉明显而且可怕。
在我最初让患者安全地尝试自己更活跃的、更具诱惑力的和更性感的
一面的时候,很明显,在我们临床重现的某个方面,他也让我感到安
全。当我试图追随自己的唤起、欲望、嫉妒、反唤起和抑制状态时,
紧随其后的是害怕和恐惧,很明显,通过自体和客体表征的转换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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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这些反移情体验有可能来充当某种路线图,随着临床工作中的特
定的移情-反移情的快速切换和转移来发挥作用。
在分析的过程中,患者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他需要把我当作有性别
的存在来面对,并处理他对这一认识所产生的强烈反应。
当我们跟随彼此情感和身体反应的路标时,当它们让位于对他内心客
体世界的特定方面的重新活现和解释时,越来越清楚的是,患者的母
亲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浪漫的和具有性刺激的,尽管从来没有实际
发生什么。他想起了漫长而慵懒的下午,他蜷缩在她身边,听她读书
给他听;总是有史诗般的诗歌或者是关于浪漫、激情和冒险的故事,
奥德修斯的故事,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奇。
他回忆起曾经常常将母亲和他自己幻想成吉内维尔和兰斯洛特,而和
善的、性冷淡的父亲亚瑟王则在幕后看着他。
当我们努力去理解我对突发的危险和惧怕的重复体验,以及随后在反
移情中减弱的色情性体验,患者对母亲的其他体验开始浮现。他回忆
说,只要他小心不要对她亲密的拥抱做出露骨的回应,他们之间就会
一切顺利。如果他过于热切地抚摸或拥抱,或者像他有一天所说的那
样:
即使我深深地或渴望地叹了口气,她都会改变,事实上就在我眼睛前
面改变。她会惊恐而厌恶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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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她知道我对她的感觉,她对我很反感……一想到我会对她有那种
感觉就反感。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忍受女人对我有性的反应。
我担心她们会突然改变,觉得我恶心。我不能冒这个险。太丢人了。
虽然这代表了部分修通,但患者始终无法接受我的解释:即也许在这
些最亲密的时刻,他的母亲对年幼的儿子的性冲动感到反感,也许当
他以特定的方式回应时,她变得更加兴奋,甚至超过了她自己否认的
阈值。
M 先生对这样的假设感到愤怒,他控制住自己的怒火并声称我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母亲不被允许对她们的孩子有性感觉,就像分析师不
被允许对他们的患者有性感觉一样。
他的告诫很管用,确实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我的性反应,就像他的母
亲控制了他的性反应一样。当我对患者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会有某
种失职或羞耻的感觉。在这里,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陷入了一种反常
的情况,事实上,这使得治疗无法进入真正对性的欲望的体验和理解。
在患者和我之间,我忠于一个非个人的理论,这个理论教导我,这种
反移情应该被理解,并且由我自己来修通,它可以用来提高我对患者
的理解,但是,特别是在性唤起的方面,如果不进行象征性的乱伦行
为,它就不能被讨论。患者把刻板的幻想放在我们中间,僵硬地恪守
着这个幻想--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没有性唤起,同样的,分析师对患者
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依仗着这样刻板的观念,保持看起来中立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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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实际上是在施虐性地满足患者对我们关系的本质以及他与
女性关系的假设,这种假设根本上是受虐性的。
超越这种治疗僵局需要我致力于修通一系列强大的反移情阻抗:我害
怕成为患者压倒性的、前俄期的、断裂的母亲;我害怕再次回到那压
倒性和侵入性的记忆中,自己在生理上和情欲上被缠缚;我害怕超越
理想化了的俄狄浦斯情欲并找到成熟爱情的危险。
在某种程度上,有这场斗争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坚持否认他是女性性欲
望的客体这一事实。他只把自己看作是一段又一段单相思的受害者,
这种治疗上的僵局挑衅了其他任何对我来说“更安全”的解释方式。
有一天,我觉得别无选择,就对患者说:“但你知道,我对你有过很
多次性幻想,有时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是我一个人的时候。”
患者开始显得焦虑不安,我又说:“我们当然不会对这种感觉采取行
动,但你似乎坚决否认一个女人会有这种感觉,你母亲可能也有这种
感觉,我想不出更直接的方式让你知道这一点。” 患者被激怒了,
这是我见过的最愤怒的一次,我很反常,不仅是一个不道德的治疗师,
而且可能还是一个病态的、变态的母亲。
他认为他需要提出指控,专业的指控,甚至可能是虐待儿童的指控;
当我自己的性欲完全失控的时候,我怎么能帮助他呢?他简直要疯了。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能喃喃地说:“你真让我恶心,我都快要
吐了。天哪,我都要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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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自己关于职业伦理评估和儿童福祉调查的想象带偏了方向,后来
重新回来关注患者生理上的强烈恶心反应,而不是关注其他事情,恶
心是他表现出来的症状之一,在移情-反移情的过程中被重新建构了。
我对他说:“我不认为我们俩在这里感受到的性的感觉有什么恶心和
令人作呕的……看到你对我的反感和恶心,我想我正在理解每当你的
母亲带着恐惧心情撤出的时候,你的性感觉是如此让你感到恶心。
你觉得自己变态、罪恶,害怕报复。亚瑟王是一个如此有权势的人。”
患者补充说:“吉内维尔很漂亮。” “可是,”我补充道,“吉内
维尔知道她的性感觉开始于她自己的内心;她不认为其他任何人应该
对此负责。” 患者开始哭泣,他的拳头一遍遍地打在他的手掌上。
我说,“我认为你只是被激怒了,因为这么多年来你被迫背负着属于
你母亲的情感,她对自己的性欲感觉强烈反感、厌恶和羞耻,她让你
相信羞耻是由你造成的。”后来:“你对我的性欲感到恶心,就像每
当女人开始这样回应你时,你就想吐。你一定对你母亲的唤起感到恶
心,对她的拒绝感到愤怒……于是你感到厌恶并拒绝了诱惑你的女人。
”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讲出了也许是最困难的部分:“你可能也在生我
的气,因为我让你对这里所有的性感受负责。”
当然,这个咨询片段是凝缩的,涵盖了许多节会谈。我希望它能首先
说明治疗师是如何使用她自己的具身意识状态作为一张地图,穿越潜
在的、易爆的、令人混乱的移情-反移情活现的雷区,其次,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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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中,对治疗师性的主体性的识别是如何帮助至少这位患者能够突
破到去探寻的地步,直到那一刻要探寻的议题还是支离破碎的。
临床意义
当然,对这篇临床材料的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个人所持的
治疗行为模型。有些人会对此完全否定,相信治疗师的这种参与和揭
露一定会带来严重的未解决的反移情压力。另一些人虽然更习惯于分
析师反移情经验的中心地位,但对这一治疗片段的具体内容仍感到不
安,可能仍会认为是一种“最后手段”的干预,当前面提到的“更安
全”的替代方案失败时,这种干预就变得必要了。“那么,你假设我
对你没有性方面的想法。”“你认为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假设?”
“你能想象我可能会有这样的幻想吗?”——这些都是浮现在脑海里
的选择,它们远比最终的选择的方式少了许多焦虑和恐惧。
尽管在这个案例中,我的选择是由临床上的挫折感和上述选择(以及
关于这个主题的无数其它选择)失败所决定的,但我还是在这里唱个
反调。目前,我希望走一条可能被认为是理论上“最直接的方式”,
并考虑,实际上是论证,从精神分析的关系模型的有利角度来看,在
这个案例中,事件的最终过程代表了一种最具治疗性的选择。这是为
什么?
如果我们在精神分析讲述的二人关系模型中工作,同时希望坚持这样
一个观念,即精神痛苦至少部分源自不可协调的冲突内在体验,我们
就常常不得不转移分析关注的焦点,离开中立的幻想,关注点从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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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患者内在世界中的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的结构模型切换到一
个相互构建的、具有过渡性潜能的主体间的空间中,在那里,意义的
建构来自于两个积极投入的参与者之间的认可、摧毁以及不停息的互
动。
在这里应该清楚的是,不愿被意义化的经验会很好地停留在患者或分
析师的无意识或未被表达的体验中。通过投射性认同和其他投射机制,
意义受制于这种防御性引渡,分析师有责任积极地——甚至是具身化
地表现出患者分裂出来的内在自体和客体世界的那一面,而这一面是
如此难以置信地被拒绝承认和整合。识别和保持这些被否认的体验成
为分析师的基本功能的一部分,直到患者能够认识到它们并将它们整
合起来,而不会出现令人衰弱的焦虑和心理退行的风险。在这种情况
下,分析师往往需要率先说出那些充满危险意味的话。
当我们要求患者冒这样的风险去描述他身体上的欲望、恐惧和唤起的
状态时,他面临挫折、羞辱和否认的威胁,但是分析师没有承受平等
的风险,这就像案例中描述的那样,它会强化患者的基本受虐假设,
从而再次排除增强亲密和相互关系的可能性。当由于个人原因或理论
原因强化缄默,分析师在治疗情境中无意识参与到未被表达以及因此
未被探索的方面时,患者无意识体验的整个领域可能不能完全参与到
人际舞台中。
在与患者共同构建当前的互动对话中,我们既寻求解开过去无意识的
符号方程,又寻求在认知运作失败的地方创造个人的意义,希望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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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治疗空间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新构建意义的潜能。当指向分析师的
性欲望被意识到,它会触发对淹没性的前俄期的危险或者对过度刺激
的俄狄浦斯情结重新被激活的恐怖,当这些危险在躯体上经历时,由
于语言编码尚未发生,意识和意义可能首先出现在分析师的反移情体
验中,就像本案例摘要中描述的所有形式的身体感觉。在这里,分析
师必须向患者传达这样的信息,即身体虽然可能变得让人畏惧,但它
也创造和解释了其中含义,甚至在这些过程被认知编译之前对意义做
出了回应。
只有当两个人都听到身体感觉转换成的语言时,才能进行必要的符号
化过程,才能弥合身体经验和可表达的认知运作之间的鸿沟。
毕竟,只有当这样的经历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它才能在两个人之
间公开讨论。只有当这些充满情欲的材料能够被提及、被改变、被修
改、被撤回、被更新时,它才能成为所有形式的象征性的和虚幻性游
戏的内容,患者才能既可以“有”,又可以“没有”俄狄浦斯式的胜
利的体验(Benjamin,1993)。
在这里,患者可以在一个没有任何创伤性的逾越乱伦屏障的氛围中,
尽情体验俄狄浦斯情结的力量和欲望。他可以学习玩耍并享受他的感
官和性的欲望,而不受侵入、羞辱或过度刺激的威胁。我相信,正是
成功地解决这一特殊的发展悖论的过程为患者奠定了基础,最终使他
能够成功地哀悼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同时在所有仍有可能的事情上保
持一种充满希望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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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完全对等的俄狄浦斯之爱的相互愉悦可以被体验、享受,接
受,并成为成熟的爱情的永久模板,如果运气好的话,它将最终成就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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